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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散文的文体改革 内容：明道载道 形式：变骈为散 第一节 政治改革与文体文风改革 中唐士人的中兴愿望 西魏苏绰、隋代李谔，都提出过文体复古的主张，初唐陈子昂提倡风雅兴寄，都未形成文体文风改革的普遍风气。安史之乱以后才作为改革思潮出现。 士人怀着忧患意识，思欲变革，以期王朝中兴。元稹：“心体悸震，若不可活，思欲发之久矣。”韩愈：“大贤事业异，远抱非俗观。报国心皎洁，念时涕汍澜”陆质、王叔 文、吕温、韩愈、柳宗元、刘禹锡、裴度等都表现出强烈的改革愿望。 与中兴愿望相伴而来的是复兴儒学的思潮。重大义而轻章句。独孤及、柳冕、权德舆都持这种主张。这种倾向的代表是啖助、赵匡、陆质的《春秋学派》。他们对《经》的理解是越过传注而回归《经》本义。从章句之学回到义理的探讨，促进儒学的复兴和致用。 韩愈、柳宗元将复兴儒学思潮推向高峰。《旧唐书·韩愈传》：“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韩愈最突出的主张是重新建立儒家的道统，越过西汉以后的经学而复归孔孟。他以孔孟之道的继承者和捍卫者自居，“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而万万无恨”。韩愈弘扬儒家道统的基本着眼点，不是想在理论上有 所建树，而是“适于时，救其弊”，在韩愈看来，当时最大的危难是藩镇割据和佛老蕃滋。为此，韩愈撰写以《原道》为代表的大量政论文，明君臣之义，严华夷之防，对藩镇尤其是佛老不遗余力的抨击。 柳宗元也是重新阐发儒家义理的重要理论家。与韩愈不同，他对儒家“道统”没兴趣，也不排斥佛老。他更重视的是通经以致用。 由通经致用到改革现实，是此一时期的一大变局。永贞革新打击宦官，元和禁止供奉、减免赋税、精简冗官，唐宪宗用裴度平定淮西叛乱。这些变革鼓舞了民心士气，与广大士人中兴愿望有极大关系。 中兴愿望促成了儒学的复兴，促成了政治改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文体文风的改革得到了发展。换言之，是经世致用的需要促成了文体文风改革高潮的到来。 韩愈、柳宗元明确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张。韩愈说自己“修其辞以明其道”，“于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然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主要目的，除致力于建立儒家道统外，就是用“道”来充实文的内容，使文成为参预现实政治的有力的舆论工具。柳宗元最初“以辅时及物为道”，待到改革失败遭贬之后，才不得 已而主张以文来明其道。他说：“然而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韩柳二人不约而同走向以文明道，反对不切实际的文体文风的道路。他们将文体文风的改革作为其政治实践的组成部分，赋予文以强烈的政治色彩和鲜明的现实品格，去其浮靡空洞而返归质实真切，创作了大量饱含政治激情、具有强烈针对性和感召力的古文杰作。 第二节 倡导古文的理论主张与杂文学观念的回归 唐代的骈文 作为一种美文学，骈文重视对偶、声律、用典和辞采。它的出现突破了早期散文过于古朴简单的格局而向形式美方向发展，日益精致，日益华美。但弊端随之而起。如对偶惟求其工，四六句型限制内容的充分表达；用典惟求其繁，不少篇章晦涩难懂；一意追求华丽辞藻，内容空虚浮泛。成为表达思想、反映现实的障碍。 骈文是唐代前期普遍使用的文章形式。到开元末的一百一十余年间，策论全是骈体不过唐代骈文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自初唐四杰始，不少作品已于工整的对偶、华丽的词藻之外，展示出流走活泼的生气和注重骨力的刚健风格，如王勃《腾王阁序》、骆宾王《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落霞孤鹜之景，一抔六尺之情，已成千古传诵。进入盛唐，骈体文风有了更大改变 首先，“燕许大手笔”张説、苏珽，在骈文写作中崇雅黜浮，运散入骈，展示出雍容雄浑的气势；接着大诗人李白，将诗的笔法情调注入文中，破板滞为流动，变用典为白描，如《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开篇：“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说理抒情简洁明快，如行云流水。骈文发展到中唐陆贽手里，已达变化的极致。他的奏议较彻底地 去除了此前骈文的丽辞浮藻，不用典，不征事，而代之以充分的散体文气，“真意笃挚，反复曲畅，不复见排偶之迹”。陆贽奏议在使骈文平易化、应用化过程中具有突出贡献。 也反映文风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天宝中期以后，元结、李华、萧颖士和继之而起的独孤及、梁肃、柳冕、权德舆等人形成若干文人群落。他们以复古宗经相号 召，以古文创作为旨归，从文体的角度倡导改革。 萧颖士、李华都倡导宗经，因宗经自然走向文学上的复古。 独孤及在宗经之外，主张“先道德而后文学”其门人梁肃主张的重心是在强调文章的内容、气势和骨力，对时空洞浮靡文风提出批判。它的提出，对其弟子韩愈的文气说 具有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