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案分析”背后的那抹潜影.docVIP

“学案分析”背后的那抹潜影 　　为还文债，写了《〈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编辑学案分析》，真没想到会获第二届百盛―清华学报优秀论文奖，更没想到与名学者大学者的论文一起获奖。直接或间接的同行反应倒略有所闻。 　　王蒙在2012年7月2日给我回信说：“我给您提到的文章作者之一的崔建飞先生，转去了尊作，他回信中有所反应，附上，仅供参考。我未必有什么说法了。”崔建飞曾在王蒙的“熏陶下写成”《毛泽东五谈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此文以较详实的史料坐实了我十几年前听到的该小说惊动毛泽东的传闻，对我的研究助益甚多。南开大学赵航教授2012年6月19日来信说：“细细拜读了大作。第一感觉：震撼。做学问功夫下到如此，而且角度找得如此准确、巧妙、典型，足见功夫。这样的研究完全掘开编辑出版的底蕴，开拓出一个研究的新空间。”曾两度主持《文史哲》的山东大学刘光裕教授2012年6月28日也来信说题目选得好。他说： 　　你选这样一个题目做文章，本身就代表学术水平。考证史实，资料详实可信。用真正的出版学与编辑学观点进行分析，重点分析编辑加工，颇为恰当。秦兆阳这件事以前听说过，未闻其详，拜读大作，才知原委。改革开放以前，主编难做，这方面我也有亲身体会，所以我十分同情秦兆阳。秦兆阳本来没有做错什么事，他通过加工将小说中反对官僚主义的内容突出起来，这内容本是当年党中央倡导的，他的原意是为政治服务，毫无反党之意。后来，把反对官僚主义当作右派向党进攻的罪证；这一点，他加工稿件时根本无法知道。不仅是秦兆阳无法知道，别人也无法知道。如果没有反右派，秦兆阳这样加工，或许就是功绩，而不是过错。秦自己成为右派，也与这件事有关。其中关键，是政治对文艺、对刊物的横加干预。 　　我第一次听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编辑工作的曲折经历是1988年10月下旬。我到作家出版社原副总编辑龙世辉家中访谈时，他提到秦兆阳和《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说此事惊动了毛主席，说当时开会讨论时曾有人提议以勘误表的形式公开王蒙原稿和秦兆阳改稿。真乃前所未闻，我颇为震撼又将信将疑。满怀发现富矿的惊喜，我回去后就开始查找有关资料，公开讨论的资料见于1957年5月的《人民日报》，较为详细、具体，但不见龙世辉所说的蛛丝马迹。失落之余，我也嘀咕，是否龙世辉夸大其辞？第一次有心探究的热火就这样自生自灭了。 　　1995年在河南日报社编辑《新闻爱好者》杂志时，偶然从报社资料室看到了《中国女记者》第2辑，其中收录了新华社原记者沈鼎和她1957年写的两篇通讯，报道了中国作家协会有关《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编辑加工改稿的讨论，她旋即因此而被打成“右派”。我急不可待地把电话打到《半月谈》杂志社，还真找到了她。她以事过多年为由不愿多谈，无论怎么陈情恳求，她都坚毅而和气地拒绝，几通电话下来，我唯一知晓的是她为此多次采访过秦兆阳，秦兆阳也不希望她发表新闻稿披露他编辑加工《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一事。调到北京工作之后，我曾有心去拜访沈鼎，她老人家还记得我，并主动告我，她曾在与戴文葆先生的见面聚会中谈及过我，祝愿我抢救史料的工作成功。但当我再次提出采访讨教时，她又一次婉拒了。事情就这样第二次停歇下来。 　　我一直认为秦兆阳是解析中国当代文学编辑历史形态的殊为难得的个案，也一直有心就他展开系统研究甚至撰写传记，有关心绪或者说心路历程已先后写入《磨稿亿万字，多少悲欢泪――缅怀秦兆阳先生》和《〈编辑家秦兆阳研究〉编后记》中。概而言之，我于2003年将秦兆阳研究列入我所负责的北京市传播学重点建设学科规划中，并约请本校同事和湖南师大周国清教授等友朋撰稿，2008年底编撰完成了《编辑家秦兆阳研究》一书初稿，但我认为，一本研究编辑家秦兆阳的专书，不深入挖掘资料，解析《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样的个案，不管怎么说都是一个遗憾。尽管此前早已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我仍向出版社解释，暂缓出版《编辑家秦兆阳研究》一书。 　　2009年至2010年整整两年，我沉浸在《共和国期刊60年》的编撰之中，甘苦备尝。偶想起秦兆阳，终无暇顾及。2011年3月24日，清华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仲伟民给我短信：“老兄：写篇大文章吧，我给兄留着版面。先谢。” 　　我与伟民相识于2005年盛夏，我和他一起到南京大学学报公干。本应下午两点起飞的航班一再拖延、组并，直到晚上九点多才起飞。我当时正攻读博士学位，便主动向他谈及求学之困，以领教突破之策。他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一直从事《历史研究》的编辑工作。他浸润其中的那套历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我看来显然是最有益、更有效的。在首都机场那高大静谧的厅堂里，我急促地说，他静静地听。我说到动情处，难免摇头叹息。我想听这位学兄指点迷津时，他轻声地跟我说了一句：“我下个月就调《清华大学学报》编辑部工作了，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