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龙县新农合-1968的法宝到2003的试点.docVIP

玉龙县新农合:1968的法宝到2003的试点 　　乡间村民，并不是一个善于随时随地鼓掌表达自己的群体，他们带着质朴、不事张扬的习惯和元素，默默地耕耘土地，极限地忍耐艰难和困苦，含蓄地表达喜悦和快乐，可是今天却传出了来自他们心底的掌声。掌声的缘起是一个关于农村合作医疗的试点，有人说这代表了未来农村医疗救助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方向。 　　掌声的地点是丽江市玉龙县广袤的农村，目前，玉龙县正在试行这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村民们亲切地简称这一制度为“新农合”，寄望以此来重建农村医疗体系，缓解农村看病难、看病贵、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局面。 　　 　　顺利推进的“新农合” 　　 　　在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项目以前，农村治病的故事往往是这样展开的，“很多家庭就会有这样的想法，反正是病了，与其欠一笔债，还不如自己就这样等着挨着，自己去世了，就不会给家里带来更多麻烦了，这样的景况我看过很多了，十分悲惨。”玉龙县拉市乡均良卫生室医生木本进这样说。 　　由于缺医少药和经济条件限制，使得这样的故事在农村一幕一幕地上演。于是，2002年10月起，一种“逐步建立以医疗救助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开始在农村试点，丽江市玉龙县是全省20个试点县之一，而云南是全国试点的4个省之一。 　　2003年8月，在中央、省、市各级党委、政府关心支持下，玉龙县委、县政府把构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举措，及时召开专题会议研究，组建了分工合理，责任明确的组织机构。对于刚开始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项目的时候，县委、县政府、县卫生局以及乡卫生院医生、村干部一起，连续三个月没有休假，终于把“新农合”顺利推进，玉龙县卫生局局长陈启先等实施新农合的负责人都感到十分自豪。 　　“这样积极性高涨的工作，已经很少能碰到过了，可能是因为基层干部绝大多数都来自农村，知道农村治病难的情况，所以在工作中就能倾注更多感情。”玉龙县卫生局副局长戴万青这样解释。 　　2003年进村宣传“新农合”的时候，虽然很多农民还没有体会到“新农合”给他们带来的益处，但是邻里间看病难的景况已经让村民感到生病的压力。“新农合”推行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经费中央每人每年补助10元，省、市、县共每人每年补助10元，农民个人每人每年缴纳10元。五保护、伤残军人、特困残疾人由县民政局和县残联救助每人每年应交的10元”的政策，已经让一些村民看到缓解看病难的希望。 　　“刚开始的时候，基本上所有生过病，有过看病经历的家庭都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项目。”戴万青回忆说。为了让更多观望的村民也参与进来，让更多村民看病有保障，玉龙县开始向各个村寨派驻工作组。 　　合作医疗项目顺利推进，2004年，玉龙县以人为单位的参合率达76.06%，在这个工作基础上，2005年参合工作推行就更加容易了，这时候，已经不用再派工作组下乡，村民们在村干部发出参合通知以后，都自发的来缴纳医疗合作费用，并且积极性一年比一年高，今年以人为单位的参合率已经达到了97.12%。 　　 　　公社合作医疗与“新农合” 　　 　　新型农村医疗合作制度的出现，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人民公社时期的传统农村合作医疗，1959年11月卫生部提出要“实行人民公社社员集体保健医疗制度”，并在1966年以后得到了极大普及，“合作医疗”与合作社的“保健站”及数量巨大的“赤脚医生”队伍一起，被誉为解决当时中国农村医疗难题的三件法宝。 　　玉龙县拉市乡美泉村委会书记和赞林是公社时期美泉村合作医疗的“赤脚医生”，他回忆说：“拉市乡从1968年开始进行公社时期的合作医疗，当时每人每年交1元，每个村大约集资2000元左右，这些钱由村干事管理，都用来买药，村民看病的时候，只要交5分的挂号费，就不用承担医药费，医生看病可以记工分，相当于是集体发工资。” 　　后来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实行，分级管理财政体制的确立，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失去了集体经济支持，合作医疗开始解体。“从1982年开始，合作医疗费用开始很难收了，1984年，已经收不到合作医疗费用了，卫生室也由私人承包，也就没有了合作医疗。”和赞林很清楚地回忆当年的每一个细节。 　　但是由于合作医疗制度的历史成就，从民间到政府部门，都对合作医疗制度寄予厚望，希望能够让合作医疗在农村发挥更大的作用。自90年代以来，政府在推进城镇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同时，提出了“恢复与重建”合作医疗制度的任务。于是，2003年开始，包括丽江市玉龙县在内的新型农村医疗合作试点开始了。 　　这绝不是简单的历史复制和历史重演， 玉龙县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官员认为，这是我国政府历史上第一次为解决农民的基本医疗卫生问题进行的大规模投入。玉龙县试行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由政府主导并投入财政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