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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与现实的碰撞 　　 　　摘 要：钱穆先生毕生从事教育事业，从教小学到中学、大学，再到新亚书院的创办，他对教育所持有的理想以及对理想的实践是教育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本文首先对钱穆理想中的教育进行解读，进而介绍钱穆创办新亚书院的过程，以及新亚书院在现实发展中所产生的理想与现实的碰撞。新亚书院的成功创办为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研究以及高校管理提供了一定的经验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钱穆；理想教育；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 　　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07-0169-03 　　钱穆，一个或被遮蔽，或被淡漠了很多年的名字，在世人眼中，他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但从他的教学、办学经历来看，他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从教小学到中学、大学，再到新亚书院的创办，“上堂教书”和“下堂读书著书”贯穿钱先生一生，其中新亚书院的创办更是钱先生教育理想的实践典型。因此，通过对钱先生创办新亚书院的实践经历进行文献研究，可以了解钱穆先生理想中的教育，同时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具有价值的借鉴意义。 　　一、钱穆的理想 　　理想中的教育 　　钱先生毕生从事教育事业，在钱先生执教期间就有“北胡南钱”之说，胡适有开创学风之功，而钱穆以学识渊博备受推崇[1]4。自1912年开始，钱先生在乡村任小学教师。1922年起，在厦门、无锡、苏州等地任中学教师。1930年，他由顾颉刚推荐，进入北平燕京大学执教。抗战前，先后任教于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抗战期间，他又先后在西南联合大学、四川大学等校任教；1946-1949这四年间，他执教于昆明五华书院、云南大学、无锡江南大学等校。1949年移居香港，不久与唐君毅、张丕介等人在艰难困苦之中创建新亚书院并担任院长。那么，在钱穆的心目中，理想的教育到底是什么呢？ 　　1.理想的教育是非行政化的 　　钱先生曾说：“读书人可以关心政治，但不一定要参与政治”。在当年“素书楼”事件中，钱先生在《中国时报》发表退出素书楼的声明时说到：“自己仅是一学人、一教师，亦未参加过任何现实政治活动，素书楼应和一般的政府宿舍有所不同。”[1]11在新亚书院成立之初，因为经费、人力有限，教授们的大部分精力分散在行政上，随着书院的扩大，钱先生开始要求教授将教务行政分开，要求师生能够做到：生活艺术化、课程学术化、行政制度化。钱先生认为一个人要对社会有贡献，应该善用自己的长处，善藏自己的短处，而“讲课教学和私人研究”正是其长处，“处理行政事务和应付人事”是其短处。所以香港中文大学成立后，他很坚定地辞去了一切行政职务，由此可见，他一直以一个纯粹文人的视角来关心着教育。 　　2.理想的教育是事业，而非职业 　　对于教育是事业还是职业，钱先生曾有这样一段表述：“若我当一位小学先生，拿一百元日薪，生活尽艰苦，而我心中觉得我在此干教育事业，我要教导此一批穷苦孩童，使他们懂得做人的道理，将来对社会有用，这就是我的事业了。”钱先生还认为职业与事业的区别在于职业往往是社会要求于他的，而事业则是他在此职业上善尽责任外，又能自我贡献于社会。一是职业为主，而另一则是自身为主[2]。所以，在钱先生的理想中，教育应该是一份值得毕生追求的事业，而不是一时谋生的职业。 　　3.理想的教育是培育“有理想”的“有用之才” 　　钱先生把理想与知识、技能、品格一起称为一个青年在学校应知的四件重要法宝。钱先生的教育理想不仅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求知识，同时也注重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学会做人可以让学生懂得如何凭借他们的知识为社会服务。那么做人与为学的关系到底怎样呢？钱先生做了如下解释：“为学与做人，乃是一事之两面。若做人条件不够，则所做之学问，仍不能到达一种最高境界。但另一方面，训练他做学问，也即是训练他做人。做一理想人，方能做出理想的学问。”[3]因此，理想的教育就是掌握好为学与做人之间的关系，为社会培育“有用之才”。 　　4.理想的教育是“人文主义”教育 　　钱先生极力反对知识贩卖式的大学教育，大力倡导中国书院教育中的人文主义精神，即宣明教化、教励风俗、入世救国。强调为学与做人的统一，坚信“唯有人文主义的教育，可以药救近来教育风气，专为谋个人职业而求智识，以及博士式学究式的专为智识而求智识之狭义的目标之流弊。”这种“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也受到西方一些学者们的肯定，包括雅礼协会的两个代表，历史学家卢鼎先生和宗教家郎家恒先生，相同的教育理想促成了新亚书院与雅礼协会的新纪元合作。与此同时，耶鲁大学授予钱穆先生人文学荣誉博士学位也反映了其对钱先生人文主义思想的肯定。 　　本着这样的教育理想，钱穆与唐君毅、张丕介诸位先生在“手空空，无一物”的困顿情况下创办了新??书院，为失学青年提供求学机会，为中国文化传承寻找出路。 　　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