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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区建设需要解决的若干问题 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 许义平 一、问题的提出 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首次提出“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要求。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又进一步提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度，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这些重要论述和明确要求，把农村社区建设纳入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完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制、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体格局之中。 这不是空穴来风。这是时代的要求。要真正理解农村社区的发展，恐怕需要从更宽更广阔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变化的社会，这是一个流动的社会。从半封闭走向全面开放、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变迁，是农村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特征。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什么？我们要解决什么问题？每个人接近事物的方式不一样。以我个人来说，我惯于从问题分析入手，从事物发展的过程中去寻找问题，认清我们面临的问题，把自己的观察转换到最基本的问题层面上来，问题是怎么提出来的，又应该如何推演下去，这样才能使自己的思考渐渐变得有力，渐渐变得有价值。 农村社会发展现实的迫切问题是什么？全面融入市场经济的开放的农村社会，发生了许多值得注意的演变。就社会建设的视角而言，这种演变大体上显现出二对基本的矛盾：一是主体多元、复杂的农村现状与传统的农村社会治理方式的矛盾；二是农村居民多层次、多样性的公共需求与农村公共服务供应相对不足的矛盾。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这两对矛盾运动是农村社区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以工业化为特征的农村生产方式的变革，引致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个判断是基于可靠的具有统计意义的证据，而不是基于主观印象。由于当地社会劳动力要素的短缺，宁波成为数量可观的外地劳动力聚集地之一。至2007年底，宁波市登记的外来人口总数已达341万，其中务工人员320万[1]。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北仑区拥有的45万外来务工人员已超过33万本地常住人口。工业化对经济的作用，一般都能看到，不容易看到的是社会的变化。以工业化为标志的农村经济的发展会对经济领域产生重大影响，但不能解决所有农村面临的社会问题。只有经济增长没有社会发展，农村社会不可能达到持续发展的终极目标。如果社会发展的步伐跟不上，具体而言，就是人们在社会生活领域的诸方面需求得不到满足，经济增长带来的社会结果可能会异化甚至走向反面。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我们现在面临的社会确实比过去复杂得多。从社会学的视角看，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尤其是迫于社会环境的激烈变化而不得不接受的改变，对个人来说，是件痛苦而不容易的事。长期与农业生产和农村环境相适应，农民的生活方式是自由散漫的，现在，他们要与一个同样自由散漫的外来的农民工群体生活在一个区域里，[2]问题显然孕育其中。由此衍生出来的诸多方面的需求如何满足？矛盾乃至冲突如何解决？这些重要问题需要从实践到理论的系统解答。 如果说开放之初的混乱无序状态，是由于人们没能看到目标和辨明方向时不能很好适应突如其来的发展变化，是由于“只见物不见人”的社会发展认识条件的制约，只能慌不择路的自然碰撞，只能采取就事论事的相对封闭的传统管理方式，那么，在改革开放已近三十年的今天，如果这个领域仍处于混沌状态，甚至出现较前更为复杂和激烈的矛盾冲突，就不能一味谅解了。如果管理是传统封闭的，又遑论什么服务？美国史学大师雅克·巴尔赞在谈到关于西方500年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时，有一段话让人深思：“衰落这个词指的只是‘减弱’，它并不意味着生活在这个时代中的人丧失了精力、才能和道德观念。正相反，现在是一个非常活跃的时代，充满着深深的关切和忧虑，又有着它特有的躁动不安。因为他看不到清晰的前进道路。”[3]农村社区的发展正处于这样一个时代。 人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走过的路，才发现这个社会的重大的存在似乎在以往被忽略了。众多的需求被忽略了，众多的问题解决局限在挤压式管理的小胡同里。对于就发生在自己身边的须臾不可离开的这个事物太需要重新认识了。唯物辨证法要求我们客观全面观察和分析事物。我们过去的教训在于常常过分地强调某个方面而忽略或否定另一方面，这自然会片面地反映事物的矛盾性质。 传统的农村社会治理方式和农村公共服务的短缺成为目前农村整体发展的瓶颈环节。必须探讨突破瓶颈的路径。开放的社会需要开放的思路。农村社区的发展为解决这些矛盾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有助于我们找到这条路径。反过来，也正是这些问题和矛盾，为农村社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这是农村社区建设面临的使命、价值和挑战。 二、基本定位 我们在哪里？我们要走向哪里？每个从事实践和理论研究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