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帝制时期的中国并非“封建社会”.docVIP

冯天瑜：帝制时期的中国并非“封建社会” 发布时间:2012-09-04 10:20 作者:冯天瑜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 6569次 　　［摘要］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将秦至清帝制时期中国称“封建社会”，成为流行说，从而使“封建”脱离了汉语本义和西义，也有悖于马克思社会形态学说关于封建社会的原论。实考秦至清两千余年，封建制已退居次席，而地主经济、专制政治于起伏跌宕间一以贯之，故秦至清是“非封建”的“皇权时代”。 　　自20世纪20、30年代之交开展“中国社会史论战”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左翼倾向于将秦至清帝制时期（以下简称“前近代”）中国定性“封建社会”；此后，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规定的“五种生产关系”单线直进说框架内，前近代中国封建说逐渐成为定论，普被全社会。当然，对此论的异议也不绝如缕。 　　将君主集权的秦汉以降中国社会冠以“封建”名目，此“封建”与封建之古义（分封建藩）和西义（封土封臣）双双脱钩，既失去历史依据，又缺乏比较参照。而此种封建论之所以被国人接受多年，原因在于，据称此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的产物。因而考察中国前近代社会实态，进而考察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及其封建论，至关紧要。 　　实考史迹不难发现：秦汉以降两千余年社会的基本面并非早已成为偏师的“封建制度”，秦以下诸朝代虽仍然封爵建藩，但主要是“虚封”，而并非“实封”，受封贵胄“赐土而不临民”，“临民”（对民众实施行政管理）的是朝廷任命的流官。列朝也偶有“实封”（如汉初、两晋、明初），很快导致分裂（诸如“吴楚七国之乱”、“八王之乱”、“靖难之役”），朝廷又大力“削藩”，强化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秦至清制度的基本走势是——贵族政治、领主经济被专制政治、地主经济所取代，其主流是一种“非封建”的社会。从严复、孙中山、章太炎、梁启超到钱穆、梁漱溟、李剑农、费孝通等注重中国历史自身特点的学人，一再阐明此点。中国前近代社会形态，从大格局言之，由经济上的地主－自耕农制、政治上的专制帝制综合而成，其社会形态呈非封建性。马克思、恩格斯深悉此中精义，综览其全部论著可以得见，唯物史观创始人从未将前近代中国称之“封建社会”，而以“专制社会”、“东方专制社会”相称（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 　　中国的“封建制”行之殷周，与“宗法制”互为表里，故殷周可称之“宗法封建时代”，承其后的秦至清两千年，可称之建立在地主经济和专制政治基础上的“皇权时代”。以下先分述作为“皇权时代”的秦至清两千年间的贯穿性两制度（地主经济和专制政治），进而考究二者的合成关系，以获得关于此两千年社会形态的确切表述。 　　一、贯穿秦至清的“民得买卖”的土地制度（地主制） 　　封建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土地所有是一种政治特权，是上级领主封赐给下级领主的，土地不得自由买卖。春秋战国以降，封建领主制开始向地主制转化，秦至清土地制度的主流已与封建性渐行渐远。 　　（一）从“田里不鬻”到土地渐趋私有 　　“地主制”可以完整表述为“田土私有的地主－自耕农制”，这是秦汉至明清间占主导地位的土地制度。在这两千余年间，土地国有（王有）与私有并存，而在实际上土地私有占据主导，皇家及贵胄也世袭领有土地，但并非基本的土地所有制形态。 　　在农耕文明时代，土地是财富的根本，所谓“有土此有财”，故土地制度是农耕文明时代经济及社会制度的基础。殷商西周实行土地不得买卖的分封采地（连同其上的农奴）制度，如《礼记》所称“田里不粥（鬻）”（田地不得买卖），《管子》所称“农之子恒为农”（农人不许转作他业），《左传》所称“农不移”，《孟子》所说“死徙无出乡”（农人至死不得迁移），都是对封建时代土地制度及农民身份状态的典型表述。这种情形至西周末开始发生变化。《史记·周本纪》载，西周晚期的宣王（？－前782）变革体制，王畿“不籍千亩”，废除籍田（公田），田土分给直接生产者。至东周，公田、私田并存，领主与农人相对和谐相处等状况，在《诗经》的《小雅》、《周颂》中的农事诗（如《甫田》、《大田》、《楚茨》、《信南山》、《载芟》、《良耜》等篇）里有所表现。 　　土地转让始于西周中期（西周青铜器铭文有记载），广泛展开于春秋，有些学者将此称之土地私有化，其标志是田土自由买卖。然实考春秋史迹，其间“有土地运动，却无土地市场”（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页）。刘泽华先生指出，春秋“土地运动主要是在诸侯与诸侯、诸侯与卿大夫、卿大夫与卿大夫之间进行的”，其方式有封赏、迁徙土著以重分土地、索取、以土地作政冶性交换、对土地作政令性调整等（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第21－22页）。记载春秋时期土地买卖（“贾”）的材料仅有《左传》上的一条：“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左传·襄公四年》）。不过，这里所说的是戎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