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功利思想推动秦国发展的内在机制研究.docx

法家功利思想推动秦国发展的内在机制研究核心提示：法家思想推动秦国从落后走向兴盛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该思想之所以在战国的社会变革时期卓然于其他各家，并适应秦国的历史文化特点推动秦国的发展，在于其以“法”的手段将自己主张的宁君主“公利”和民众“私利”于一处的功利思想所设定的合理的价值取向制度化。即，制度的价值合理性是法家思想推动秦国发展的内在机制，这给我们今天和谐社会的构建留下了启示。本文摘自《学理论》2010年07期 作者：陈多旺 原题为：法家功利思想推动秦国发展的内在机制研究——关于制度的价值合理性的思考及其启示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大的社会变革时期。这个时期，战争的主要目的由春秋时期的“争霸”转变为“兼并”。七雄并立之后，这种兼并战争变得愈发激烈。“大一统”的萌芽就在这种激烈的兼并战争中孕育和发展着。随着封建制生产关系的不断发展，各国为了富国强兵，适应战争的需要，纷纷开展了变法运动。法家以其独有的功利思想与秦国的历史文化相结合为秦国设定了合理的价值目标，并以“法”①的手段将这种价值目标制度化，最终推动了秦国的兴盛，为统一的封建制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一、法家思想推动秦国从落后走向兴盛秦国的兴盛肇始于秦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在此之前，尽管秦也有过一些封建制的改革措施，但是其封建经济较东方诸国而言依然落后。军事实力也无明显优势。钱穆先生说：“终春秋世，秦人未获逞志于东方。自此以往，直至孝公变法而其势遂变。”[1]正是从商鞅变法开始，秦国才逐渐强盛起来，并后来居上。正所谓“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2]。商鞅认为，国家要强盛就要实行耕战，推行耕战的措施在于实行“以法治国”。于是，商鞅变法首先就是将自己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功利主义思想制度化为一系列保障耕战的法令。商鞅法令的推行，进一步废除了代表奴隶制生产关系的井田制，扩大了亩制，重农抑商，奖励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生产形式，鼓励垦荒，从而促进了秦国小农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农民的数量，扩大了军队的来源；禁止私斗，奖励军功，制定十二等爵制，加强了军队的战斗力。这些措施的推行，使秦国更加彻底和迅速的实现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很快的富强起来，从而奠定了秦的统一大业。事实上，在战国时期，“变法”这种推动封建生产关系发展的运动并非肇始于秦国。魏国、楚国均在秦国之前实行了“变法”，然而，走向兴盛，并最终灭六国、成霸业的却是“变法”的后来者——秦国。这与秦国的历史文化条件是分不开的：秦文化落后不尚礼。秦国文化落后，一直为东方各国所鄙视。所谓“诸侯卑秦，丑莫大焉”。[3]而且“孔子西行不到秦”。在东方各国眼中，秦人与夷狄无异。宗法制是“礼治”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然而秦人却缺乏宗法道德观念，更谈不上有严格的宗法等级制度。贾谊曾经这样描述秦人的风俗，颇能反映出秦人的宗法道德观念：“秦人家富子壮则分出，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于，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4]秦僻处西陲重耕战。西周之时秦人还没有取得诸侯的地位，直至东周初襄公勤王之后才获西陲之封地。在那里，秦人以农耕为生存之本，但是与戎为邻，又使秦不得不战。所以当齐、鲁、晋、楚等国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并开始重视文化发展时，秦还在为求得稳定的生存空间而与戎族征战，所以发展耕战以自存是他们生死攸关的大事。这样的历史文化特点自然使秦人形成了追逐功利的性格，亲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法家思想，疏仁义道德的礼治观念。二、法家思想宁“公私”利益于一处的合理价值取向战国时期，封建制生产关系的萌芽不断的发展壮大，并开始逐步确立。昔日奴隶主贵族统治下的井田制瓦解，新的按亩征税的制度开始推行。加之生铁冶炼技术的发明、牛耕技术的推广使得作为封建制度下国家立国基础的小农经济一跃而起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随着封建制生产关系出现并且在数量上不断增加的农民，成为兼并战争中军队的主要来源。商业和交通的发展使得地区间的联系加大，战争给人们带来的苦难却依然深重，人民要求统一的愿望极其强烈。所以，此时兼并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交战各方的政治、经济等因素，更在于“人民的向背”。秦国自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以后一直以法家富国强兵的功利思想为治国理念。在法家思想的指导下，秦国重“耕”，推行土地私有制，实行强本弱末的政策，客观上顺应了民心；又重“战”通过二十等爵制和郡县制等措施，奖励军功，加强集权，客观上适应了兼并战争的需要，有利于实现一统。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也只有法家这种将民众的“私利”与君主的“公利”结合到一处的功利思想才适合当时兼并战争的需要。其他各家的思想，即使是在当时颇具代表性的“儒墨显学”亦不具备这种特点。法家以其独有的功利思想与秦国的历史文化相结合为秦国设定了合理的价值目标，并在秦国持续而有效的君权保障的保障下，以“法”的手段将这种价值目标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