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家风.docx

近些年来，梁启超的教子之道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一个津津乐道的话题便是，梁氏一门何以能出三个院士，而其他几个子女也都是各自领域里十分杰出的人才。这种情形在今天确实能引起很多父母的兴趣，就像“哈佛女孩”一度十分畅销一样，作为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几乎没有不“望子成龙”的。梁氏家教似乎就在这种情形之下进入了大众视野。要谈梁氏的家风与家教，不能不从梁启超的早期教育谈起。至少有三个至亲的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他的祖父，二是他的父亲，还有一位是他的母亲。梁启超的祖父梁维清为梁氏家风与家教奠定了第一块基石。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氏，1873年2月23日（清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生于新会之熊子乡茶坑村。梁启超出生时，梁氏一族迁居此地已有240多年了。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他的高祖、曾祖都是中国乡村中最常见的普通农民，地位、财富、学识都微不足道。到了他祖父这一代，“始肆志于学”。祖父一边种地，一边攻读诗书，终于考取了“生员”，俗称秀才，才使得梁家跻身于士绅阶层，成为当地受人尊敬的乡绅。梁启超四五岁开始读书，便由祖父悉心指导。他提到祖父当时曾经教他读过两部书，一部是《四子书》，另一部是《诗经》。后者既为五经之一，而前者便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四书》，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在内的合集。梁启超的禀赋以及儿童时代所受到的教育，得自其祖父之处固多，得自其父母之处亦不少。母亲是第一个教他识字的人，然而我们所知道的她对梁启超的教育，只有六岁时责打一事。据梁启超回忆，他六岁时，记不得因为什么，说了谎话。母亲发觉后，十分生气，把他叫到卧房，严加盘问。母亲本来是慈祥的，终日含笑，很疼爱自己的孩子，但这时却是一副盛怒的样子。她命令梁启超跪在地上，竟“力鞭十数”，同时警告伏在膝下的儿子，如果再说谎，将来只能做盗贼或乞丐。他的父亲梁宝瑛，字莲涧，人称莲涧先生。虽然不曾博得半点功名，但他退居乡里，教书育人，也深得乡民的爱戴。当年，梁启超从护国前线回到上海，得知父亲已于一个多月前去世，曾怀着悲痛心情写下《哀启》一文，其中讲到，他和几个兄弟、堂兄弟，从小就在父亲执教的私塾中读书，他的学业根底、立身根基，一丝一毫都来自父亲的教诲。在梁启超眼里，父亲是个不苟言笑、中规中矩的人，在孩子们面前，他总是显得十分严肃。作为父亲，他不仅督促儿子刻苦读书，还要求他参加一些田间劳动，言语举止也要谨守礼仪，如果违反了家风、家训，他决不姑息，一定严厉训诫。他对梁启超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把自己看作是个平常的孩子吗？“汝自视乃如常儿乎！”梁启超说，这句话他此生此世一直不敢忘。在梁氏家风与家教的传承中，梁启超是个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在教育子女的过程中，他自觉地将中西道德熔于一炉，既能“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又能“採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他的教育理念，既有从祖父、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义理”和“名节”，强调内心修养、精神陶冶和人格磨炼，又有西方现代教育所提倡的科学、民主、平等、自由，尊重个性、公民责任等理念。他让我们看到了以人格教育为主的儒家伦理实现现代化转换的可能性，以及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相结合的美好前景。他教育九个儿女，不仅个个成才，而且都具有现代知识分子的品格和素养，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梁启超对九个儿女的教育，首先是基于父爱的教育。他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一再表示，他对他们的爱是发自肺腑的，自然纯真的。他说：“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这样的表白有很多，在他写给孩子们的信中随处可见。这是一种博大的爱、包容的爱。这种爱不仅惠及九个子女，也无私地给予女婿和儿媳。梁思成与林徽因成婚后，他在写给二人的信中按捺不住他的喜悦之情：“我以素来偏爱女孩之人，今又添了一位法律上的女儿，其可爱与我原有的女儿们相等，真是我全生涯中极愉快的一件事。”有一次，他读了一整天的书，晚上又喝了点儿酒，就有些醉了，于是，“书也不读了，和我最爱的孩子谈谈吧”，便在信里和大女儿思顺聊起了家常，称赞女婿周希哲“勤勤恳恳做他本分的事，便是天地间堂堂的一个人”。他是勤于给孩子写信的，也要求孩子经常写信给他。在他晚年，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都在国外，写信成为他关心孩子，与孩子交流、沟通的重要方式。他一生写家信超过百万字，多数写于1920年以后。他事情很多，著作、讲学、办杂志、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很多信都是午夜之后写的，字里行间流露出一个慈父爱子的拳拳之心。百忙之中，给孩子们写信，读孩子们的来信，成了他晚年最大的快乐和享受。梁启超对待儿女，不仅关心他们的学业、工作、生活、健康，更对他们的品性、为人、立身、处世给予细致入微的指导。在他看来，教育不是别的什么，教育就是教人学做人，而且是学做一个现代人。他讲到求知识与学做人的关系，曾老实不客气地告诉年轻人：“你如果做成一个人，智识自然是越多越好；你如果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