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教育视野下的新乡村建设.docVIP

平民教育视野下的新乡村建设 邱建生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 国之贫弱富强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争验也。－严复 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梁启超 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新政府、新国家。－梁启超 一切问题自人而生，欲求问题的解决，自当在人身上来下功夫。－晏阳初 今日最急需的，不是练兵、不是办学、不是开矿，也不是再革命，我们全国上下人民所急需的，就是革心。把那自私自利的烂心革去，换一个公心。有新心而后有新人，有新人而后有新社会，有新社会而后有新国家。－晏阳初 所以大段地引述先贤们对新民的阐述，乃是希望大家了解，平民教育在中国大地上的实践，有着怎样的思想渊源，它寄托着多少仁人志士的希望和梦想。现在，我们只是在接续着他们的梦想，在新的时空里，我们怀揣着与先贤一样的盼望，你如果用“百年一梦”来概括，我们认为是很贴切的。 自十年前开始的新乡村建设工作，研究者或媒体从缓解“三农”问题的角度，已进行了诸多的总结或言说，但从新民建设的角度进行的讨论则甚少，而这，却可能是更本质的。 在我一以贯之的意识中，新乡村建设的核心是“人”的建设，是“人心”的建设，背离了这个核心，一切建设工作都将流于舍本逐末的状态，归于无有。所以，在我们的实践中，晏阳初当年提出来的“开发民力，建设乡村”也一样是我们的使命，开发民力在前，建设乡村在后，没有民力的发扬，乡村建设终至镜花水月的境地。此间民力的发扬，其实质就在于以教育为手段，进行人的建设工作，使人从“旧”入“新”，有新的人格和气质，唯其如此，乡村的改造、国家的改造才具有可能性。 新乡村建设的新民说 梁启超当年对国民性问题有一些基本的概括，他在《呵旁观者文》中，发出“今吾四万万人皆旁观者也”的感叹，并将此细分为浑沌派、为我派、呜呼派、笑骂派、暴弃派与待时派，皆无责任心，无血性。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梁启超对国民的弱点进行了集中的解剖，他说国民性中存在着奴性、为我、愚昧、好伪、怯懦、无动的个性，这些根深蒂固的恶劣气习，造成民气不振，无所作为。在弱肉强食的时代，只能是“遇势力之强于己者，始而让之，继而畏之，终而媚之”。晏阳初等人则将国民性概括为“愚、穷、弱、私”四字。但梁晏之间不同的，梁没有看到国民性的另外一面，即蕴藏在他们身上的无穷的伟力，晏则看到了这点，并为发扬这潜藏的力而奋斗终生。 一百年后，我们的国民性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人是否已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获得解放而趋向自由？显然，我们并不能作出肯定的回答。解放后，曾有“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的运动，但这些运动带来的恰恰是人心最为黑暗的时代，是人的恶被最大程度地释放的时代。改革开放以后，物欲逐步占领人心，到今天，物质已决定性地取得了胜利，大部分中国人已沦为物质的奴隶，完成了从人到动物的演进，“小悦悦事件”是中国人动物性的完整上演。 我们的国民性并没有得到根本上的提升，反而，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全球化这“新四化”的冲击下，我们民族传统的精神和价值变得支离破碎，中国人，作为民族的人，不再有民族的文化传承；作为社会的人，已不再追求精神的满足。庄子所言“天下无不以物异其性”，在今日中国，已到极致。 新时期国民性的具体表现，可以简略言之： 缺少公共心。孔子在《礼运》中对那“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时代甚是向往，因为他身处的是一个“天下为私、各私其私、各亲其亲”的时代。不幸的是，孔子以后两千多年，我们仍身处“天下为私”中不能自拔，社会普遍缺乏公共之心，不管是精英阶层，还是普罗大众，均在追求个人私利的最大化，“各人自扫门前雪，那管他人瓦上霜”成了我们社会的常态。原来普遍存在于农村社区的邻里互助的精神，在商品经济的熏陶下，也被涂上了金钱的色彩，至于社区的公共事业，就更不用说了。 缺少公德心。因为对物质的没有止境的追求，大多数人的心里和眼里都只有物的存在，而不知精神为何物。因其如此，人的贪婪之心、占有之心就到处滋长、蔓延，其表现就是社会道德水准的普遍滑坡，在社会这棵大树上，结满了“不义、邪恶、无知、嫉妒、狂傲、争竞、诡诈、自夸、毒恨”的果子，我们的社会已进入“失道”的境地。 缺少自由心。卢梭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琐之中。此间的自由，更多地，指的当是人的心灵自由。中国人在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底下，其生而就有的自由之心，早已被蒙上了厚厚的灰尘，甚而，被关在天牢里，不见天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吹响的“人的解放”的号角，多少唤醒了一点中国人沉睡中的自由之心，但很快被另一种意识形态所梱绑，现在，则是高兴地、自觉地投入到物欲的牢笼中。 缺少合作心。民间流传甚广的说法说，每个中国人都是一条龙，合在一起就变成了一条虫，实在是很形象。看样子，中国人不善合的名声是早已在外了。不能合作的深层心理因素，是各自的自以为是，缺少包容之心、谦卑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