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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可采用更有效的发展模式 (2008-08-08) 　　● 张汉音 　　从根本上来说，国家的发展是一个能量转化的过程，是把人的能量总和转化为国家实力、然后再转化为国家地位和人民利益的过程。物质性资源的利用虽然十分重要，但相比之下只是这个转化过程之中的配角。 两种现有的高效发展模式 　　在大大小小的发达国家之中，存在着两种行之有效的发展模式。一个是西方通用的民众进取型发展模式，另一个是新加坡采用的凸显火车头作用的列车奔驰型发展模式。 　　西方在推翻封建王朝制度之后，形成了强调“小政府、大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在发展经济、科技与教育方面民众进取型的发展模式便应运而生。这个模式所依赖的中流砥柱是卓越的企业家、科学家、教授和工程师，其次是普通民众追求财富、成功以及地位升迁的行动。这两部分人构成了西方强国的主要社会能量源。 　　在新加坡模式之中，政府的活力与创意、政府的决策及其执行，是首要的能量转化源。新加虽然国小人少，但用三十年的时间便发展成为发达国家的经验，却有不成比例的示范价值。与西方人的普遍看法不同，新加坡的经验显示，政府的运作同样是国家发展可以依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能量源，间接折射了西方发展模式的盲点。不过新加坡的模式尚有民间能量不足的局限。 　　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与新加坡大体相似，属于政府主导的类别。中国经济改革以来所取得的成就显示，这个模式并不是唯有在新加坡这样小的国度里才能施展威力。不过，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也有与新加坡相似的弱点。 　　这意味着，中国如果吸纳西方模式之长，把民间与政府的能量利用到最佳程度，就可以形成一个超越西方的双翼高飞型的国家发展模式。 　　为了形成这样的模式，中国需要做好两件事情：（1）进一步完善政府体系。（2）迅速发展和更加有效地利用13亿人民的潜在能量。 政府体系的完善 　　高度发挥政府能量的关键，是确保最优秀的经国之才能够一届一届地被选拔出来，担任国家的最高领导职务。其次是选拔非常优秀的领导之才去担任省、市两级的掌舵人。这两级的选拔要具有相当的开放性，要留有毛遂自荐和民众推荐的空间。 　　由于国内外诸多因素的牵制，西方式民选目前还不是最有利于中国的凝聚、生存和发展。实际上美国总统布什的作为以及许多国家通过民选选出无能、伤国之辈的事实告诉我们，西方式的民选也不是选拔卓越经国之才的最有效方式。中国在1978年之后和新加坡自1965年以来所采用的选拔政府领袖的方式是否更好？现在要作最后定论还为时太早，但两个国家的做法迄今效果不错，值得持续试验和观察。 　　中国人没有义务在西方思维和话语架构里人云亦云，自我放弃追求真知佳行的独立性。不过西方式选举包含三个值得借鉴的因素。其一，在制度上确保不良的执政者可以被和平更换；其二，以多数选民直接授权的方式，确立被选者的执政合法性；其三，建立执政者对选民负责的压力。中国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吸纳这三个优点，同时又避免西方选举的偏失以及照搬西方模式而可能给带来的灾难。 　　一个可行的做法或许是：每届中央领袖以及省、市长实验执政大约两年之后，由选民直接投票，对他们的权力运作给以肯定或否定，获得多数投票支持者继续执政，受到连续支持者可以连续执政；缺乏多数支持者，则另选人才取而代之（外部敌对势力介入较深的地区宜推迟实行）。 　　另外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是，有相当一部分官员和政府办事人员不得人心。他们的基本问题有三个：或贪、占、腐、掠；或执政能力低下；或有职无为，没有公仆的素质与表现。这些问题如果解决好，就可以把政府体系的运作效度和执政合法性提高一个很大的层级。如果解决不好，执政党的地位便会受到严重威胁。随着中国网路公民社会的形成与发展，这种威胁会一年比一年危险。 　　新加坡在廉政反腐方面的成功说明，一党执政并不等于官员的必然贪腐，能否建立廉洁的公仆式政府体系取决于制度。 民间能量的开发与释放 　　中国有13亿多的人口，如果潜在能量得到比较充分的利用，仅民间能量的总和就会超过美国数倍之多。 　　人的能量包括原始的生理性能量、知识与智慧能量以及涵盖情感、意志和价值指向的驱动能量。能够转化为国家实力和人民福祉的能量是应用于有益产出和保障产出的能量。中国民间的潜在能量大部分依然处在等待开发和利用的状态。 　　为了改变这个状态：其一，要逐步做到让全体国民有机会接受高素质的知识教育、人格训练以及组织与说服他人能力的培养；其二要在每一代人中培养一批具有世界一流实力的领军人物和大规模的中坚力量；其三要在学界和现代技术研究领域提倡敢于想象、敢于开拓，要有一大批人在追求超越人类知识与技术巅峰的自信和气势方面具有不低于美国的水平；其四，企业界、文化界以及其他各界的引领者与中坚人士也要努力形成不低于世界第一流同行的大目标、大视野。 　　其五，要珍惜企业界的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