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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道德 法律与道德长久以来相互依存，如黑夜之于白昼，看来截然两端却又无论如何难以分隔，他们息息相关且相互影响，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两者的关系也跟着成为永恒的话题之一了。法律与道德两者相互以螺旋状作用并上升发展，正如人类历史以不可阻碍的步伐前进。 法律与道德在相互磨合中彼此渐渐的区分了开来，但无法避免的是，随着观念的转变，道德标准的更改，法治的进步，法律与道德又开始相互磨合以彼此适应，然后又相互区分。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并且是以螺旋状上升并且发展的。 虽然法学家对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一直颇有争议，但道德对于法律的作用是无法忽视的，即便许多人极力的回避这一问题。法律是道德的下限，也就是说，当一种行为侵犯特定的社会关系或社会秩序，仅靠道德约束和谴责已不足以制止时，就需要将该道德规范确认为法律规范，运用国家强制力来予以实施。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诚实信用道德规范已不能有效遏制信用严重滑坡时，就需要将诚实信用确认为《民法通则》所规定的法律原则，并通过对欺诈行为进行制裁来保证该法律原则的实施；而当民事制裁已不能有效制止欺诈时，就需要运用刑罚手段来打击诈骗犯罪。但是，法律的下线仅仅是就法律的制裁功能而言的。法律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功能：激励。这就涉及到法律的上线问题。即当对一种行为的赞赏或奖励，仅靠道德评价或社会评价已不足以支持时，就需要将其上升为国家意志，以国家强制力来予以支持。北京市和四川省分别制定的《北京市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条例》和《四川省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条例》，就是在这方面所做的有益尝试和努力。然而我们就是鼓励道德对法律的作用了吗？显然答案是否定的。对于涉及道德的案件全然的用法律来解决还是以法律与道德相结合的方式求解，争议声此伏彼起。但不可回避的是我们的确将道德规则置入了法律条文，如“公序良俗”、“诚实信用”。我们似乎确立了一个道德对法律有绝对掌控权的法律体系，当然是涉及到有关方面的时候。一旦涉及到与此有关的案例，忠实与“法律就是法律”的法学家们坚决摒弃道德对与法律的过于干涉而有些法学家坚持引用所谓的“公序良俗”、“诚实信用”。我们来看以下几则案例：其一，“麻旦旦案”。这则2001年引得全国注目的陕西“处女嫖娼案”其审判结果如下：一审判决麻旦旦仅获赔偿74.66元，二审判决增加了误工费等（合计9135元）。判决结果既出，大众惊诧于没有给予精神赔偿也没有要求原告公开道歉。与法判决并无任何不妥之处那么何以公众反响如此之大？道德二字在法律施行中以舆论的方式给其莫名的压力和阻力。其二，2002年，西南某大学以违反校规“发生不正当性行为，品行恶劣，道德败坏”为由，对未婚先孕的女大学生李静及其男友李军作出勒令退学的处罚决定。这对恋人认为学校的做法侵犯了他们的隐私权，将母校告上法庭。该事件在全社会引起广泛关注，学者们认为受教育权是宪法赋予每一位公民的重要权利，学校仅凭自己内部处罚条例就剥夺公民的受教育权，其合法性令人质疑。有学者在分析这一事件的背景时指出，这一广泛关注的事件其实质是教育道德化还是教育法治化理念冲突使然。其三，2002年轰动一时的发生在四川泸州市的“二奶”争遗产案件。二审最终判决第三者败诉，这是否说明道德战胜了法律？法学界对此至今争论不休。但道德对与法律的力量在中国的法学界无疑是巨大的。且不论公众，道德在公众的心目中的作用的根深蒂固是有其历史性的；当法律人也高举道德的旗帜时，我们应当深思。法制国家不是不允许道德的存在和作用，而是应当制止道德对于法律的过度干涉。这势必涉及到一个度的问题，什么度才能被视为是合适的？又是一个主观性课题，也就是说从另一个角度涉及到了道德。那么看来我们陷入了一个循环：道德对法律的作用其合法性需得用道德来证明。 在此我们不得不得以重提一个关于道德和法律之间被讨论了无数次的问题：道德和法律之间的区分和联系。从细微处其不同点谓之繁浩，其主要的不同之一在于产生的条件不同。原始社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只有道德规范或宗教禁忌，或者说氏族习惯。法律是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氏族制度的解体以及私有制、阶级的出现，与国家同时产生的而道德的产生则与人类社会的形成同步，道德是维系一个社会的最基本的规范体系，没有道德规范，整个社会就会分崩离析。其二在于法律与道德两者是否有强制性措施保证其施行。依靠国家的强制力作为实施的保证是法律规范的突出特征也是其与生俱来的固有特征。而道德所能依靠的仅仅是个人的良心谴责与社会的舆论压力。其三，法律是外化的，道德是内化的。法律仅仅规定外部行为，对于行为的内在动机所在则并不涉及；而道德其关注点在于内心的动机。虽然这一区分得到了大家的认同但我们不可避免的意识到这样的分类有其不足的地方。法律上的善意取得制度、无因管理制度，甚至是区分犯罪的故意与过失，这些情况下都要区分行为人的内心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