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育与国民精神-乌鲁木齐八一中学.ppt

学校历史教育与国民精神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赵亚夫 一个服务基础教育的普通公民 2012.9.26 西安 一、学校历史教育与国民精神的关系 近代民族国家与国民精神的基本性格（特征） 近代历史学与新历史教育的主张（梁启超、何炳松、李大钊、吕思勉、顾颉刚、钱穆、白寿彝） 爱国主义是否就是历史教育的核心价值（爱国主义和爱国心） 立足于历史教育的国民精神考察 1、近代民族国家与国民精神的基本性格 传统历史教育，是以“厚古”为核心的圣贤教育、以“修身-孝”为核心的伦理教育；基本形式是各类机关的“榜样教育”，性格是“文质彬彬”。 近代历史教育特征，以民国初期最为鲜明。（1）民族国家概念的确立 （2）作为民主国家之国民，须备权利、义务、责任；自由、平等、独立；自尊、自信、自治；尚武、进取；爱他、合群、公德、爱国心等，最为基本的意识。 基本形式是学校的“主体者教育”，性格是“自由进取” 2、近代历史学与新历史教育的主张 此历史遗产继承甚微。 原因：（1）凡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都被排斥；（2）学校历史课等同于政治课，研究设限过多；（3）历史教育研究不被看做是独立的学术系统，只是教学技巧（即教材教法）；（4）研究者，既没有研究意识，也不具有研究能力。 梁启超（1873—1929） 民不知有国，国不知有民，以之与前此国家竞争之世界相遇，或犹可以图存，今也在国民竞争最烈之时，其将何以堪之！（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 中国之教学之界则守一先生之言，不敢稍有异想；于政治之界则服一王之制，不敢稍有异言。此实为滋愚滋弱之最大病源。（致康有为书） 国民教育之精神，莫急于本国历史。（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 何炳松（1890—1946） “唯物史观解释历史，较近人事矣，然而限于一隅，不能进入尽善尽美之境地。”因为“人类社会之组织，并不纯受经济生活之驾驭者也。”所以，经济史观在史学研究上为“似而非是、以偏概全”之方法。（《西洋史学史》、《通史新义》） 历史最大之用，实在其有培养智慧之功。（《历史研究法》） 盖受史法之训练者，辄能遇事怀疑，悉心考证。轻信陋习，籍以革除，此研究态度之有益于智慧一也。史上所有之社会，文明高下，至为不齐。学者研究之余，深知人类习俗不同，其来有自，对于现代人类殊异之风尚，每能深表同情，此驱除陈见之有益智慧二也。历史所述，为古今社会之变迁，乃人类之演化。吾人籍此得以恍然于人类社会之消长盈虚，势所必至。革新改善，理所故然。此努力进步之有益于智慧之三也。 即批判性思考；认同文明（普世价值）；发展的眼光 李大钊（1889—1927） 欲得一正确的人生观，必先得一正确的历史观。 过去的陈编，汗牛充栋，于治史学者亦诚不失为丰富资考的资料。然决非吾兹所谓活泼泼的有生命的历史。 历史不怕重作，且必要重作。 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 （唯物史观）则谓人的生存，全靠他维持自己的能力，所以经济的生活，是一切生活的根本条件。 研究历史的重要用处，就在训练学者的判断力，并令他得着凭以为判断的事实。成绩的良否，全靠所据的事实确实与否和那所用的解释法适当与否。 （唯物史观）他的目的，是为得全部的真实，其及于人类精神的鲜艳，亦全与神学的方法所得的结果相反。（《史学要论》） 钱穆（1895—1990） 历史教人向前，即因其能知过善过，亦因其能善所承袭。 知过去乃知将来，知亡失乃知存在。西方人不肯认识有过，又不喜言亡失，故不爱言历史。 又西方人重多数，故其历史亦惟重多数。而在中国则惟少数人能入史，能为历史人物。西方人既不重历史人物，乃有无数历史人物，但只惟变惟新而已。故西方人论新旧，中国人则重褒贬。又少褒多贬，即新亦可贬。（《中国史学发微》） 白寿彝（1909—2000） 我们要强调光明面，但不专门强调光明面。一般所说的光明面的光明，是由于和黑暗对比而来的。事实上，没有离开光明的黑暗历史，也没有离开黑暗的光明历史。（《开展历史教学中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 我们的教本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彻底打破王朝史的系统，还在以一朝一代作为历史行程的标志。（《对于改造中学国史教本的几点意见》） 历史教育和历史教学，这两个名词的含义不完全一样。历史教学，可以说，只是历史教育的一部分。历史教育，在历史教学之外，还可以有各种方式。但无论历史教学或其他教育方式，都是为历史教育的总的目的服务的。离开了历史教育的目的和任务，历史教学的目的和任务是无从谈起的。 第一条，讲做人的道理；第二条，讲历代治乱兴衰得失之故；第三条，历史前途的教育。（1981年在全国历史教学研究会成立大会的发言稿） 3、爱国主义是否就是历史教育的核心价值 近代历史教育在本质上是民族主义的——独立与自强。所以，也是以养成爱国心核心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