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史学与传统文化十讲】 第九讲 会通与断代.ppt

一、中国史学的视野 二、中国史学上的断代与会通现象 三、通识下的“会通”与“断代”之争 看历史犹如观看万花筒，从不同的视角可以看到历史的不同侧面。只有多方位、多角度地看历史，才能更清楚地看清历史的面目。中国史学固然发达，但古人看历史还不可能有现代人多视野的水平，他们观史、写史用得最多的是断代与会通两大视野。 一、中国史学的视野 中国史学的视野植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特点中。中国历史的基本特点是更替性与一贯性的有机结合。一贯性是从制度文化的因袭性着眼，而更替性则是从政权的变化得出的结论。 所谓更替性，是指政治实体（政权）在民族间、在家族间的更替现象。古代中国的统治，一是民族性，一是家族性。皇帝由一姓世袭，称“家天下”。旧朝亡，新朝兴，因而有改朝换代的俗语。 所谓一贯性，是指中国传统文明在其发展过程中，未曾为外来因素所中断。这个文明，既指制度文明，也指精神文明。 中国的制度文明，从夏到清朝，因革脉络十分清楚。在精神文明领域，由于中国文字的一脉相承（从甲骨文、金文到后来的楷书，中国文字的演变轨迹十分清楚），中国的学术文化也是不绝若线。中国文明的连贯性,在中国历史文献中有详实记载。 政权的更替是个世界性的现象。但政权更替给文明所带来的影响，各地却有所不同。古代世界有六大文明区，只有中国文明区是前后一贯的，其他文明区在政权的更替之后，往往出现文化断裂现象。 中国文明何以一以贯之？ （1）中国发达的农业文明。 （2）中国文化的世俗性。 中国发达的农业文明是个根本原因。农业文明有一个积累性、同化性的特点。同化性使中国农业文明能不断消化游牧文明的侵扰因子，积累性可使中国的文化层越积越厚。 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的政权更替不断，而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却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仍然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由于经济基础没有变化，所以反映其观念形态的文化也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文化的世俗性也是中国文化一以贯之的原因之一。在六大古文明区中，中国文化的世俗性最强，其他地区的文明不同程度地存在宗教色彩。 观察人类历史，首先应该从社会发展史视野入手，其次才是从政权入手。而在古代中国，政权更替是令学者，尤其是政治家、史学家注意的问题。由此形成的历史视野，是一种“朝代更易观”。“朝代”是中国古代历史学家最基本的考察单位。断代史自然是 朝代史，即便是通史，也是朝代史的衔接。 例如，明代史学家魏显国所著中国通史《历代史书大全》，共512卷。上起伏羲，下迄元朝。这部书由本纪与列传两部分组成。它用的是各为贯通之法，即本纪、列传各由伏羲讲到元朝。中间完全是朝代史的组合。 “朝代更易观”的特点，从短时段来说，考虑每一朝的盛衰规律；从整个历史长河来说，考虑治乱、分合、文质。“话说天下形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若循环”；一文一质，质文递变。这些，都是古人从历史发展现象中概括出来的朴素规律。 中国古代社会还有其他历史观，但未施诸实践，主要有： 1、属于唯心史观的循环史观、程朱“天理”史观，以孟子、邹衍、董仲舒、何休、二程、朱熹为代表。 2、朴素唯物史观的“准进化论”，以商鞅、韩非、春秋公羊学家等为代表。 商鞅将人类历史分为“上世”、“中世”、“下世”三个时期。韩非将历史分为四个时期，称“上古”、 “中古”、“近古”、 “当今”。他们的社会历史分期法，考虑到了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变化，较之唯心史观有着一定的进步意义。 公羊春秋家的“公羊三世说” 将春秋时期的历史划分为亲见的时代、亲闻的时代、传闻的时代三大段。大同的时代有不同使命，传闻时代“内其国而外诸夏”，亲闻时代“内诸夏而外夷狄”，亲见时代则是“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 。这同样是一种“准进化论”。 “准进化论”是近代中国人接受西方进化论思想的基础。 然而，唯心史观与唯物史观的这些理论仅停留于文章之中，并未贯彻到历史编纂实践中去。 二、中国史学上的断代与会通现象 中国历史的更替性与一贯性，在史书编纂上的反映就是编纂断代史与通史。所谓断代史就是朝代史，所谓通史是指贯通古今的中国史。两者的视野不同，前者瞩目于政权的更替，后者着眼于文化的继承。 严格意义上的通史和断代史是从《史记》和《汉书》开始的。 司马迁的《史记》是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著作。它上起三皇五帝，下迄汉武帝，前后近三千年历史。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通古今之变”的早期中国通史著作。《史记》是汉武帝时代“拓地”的产物。汉武帝时代，是中国的一个全盛时代，号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