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2012 第三章.ppt

冯小刚谈手机短信 因为新年将至，我的手机里飞满了短信，让人悲哀的是，除了小精灵周迅给我发来两个字：“快活”，剩下的通通都是转发自短信业务公司散发的套话，虽然溢满了祝语贺词，但我却看不到一句发自朋友内心的知心话语。世界在改变，而且就在一瞬间。 ……曾几何时，过年了，人们通过写信彼此问候；再往后，人们因为交友范围扩大，改成了贺年卡；再往后，通讯发达了，贺年卡也懒得寄了，改成了打电话拜年；再往后，电话也懒得打了，改成了转发短信，甚至都不用自己的话，我不发短信，也对这些千篇一律的玩艺儿不感兴趣，我如果要向朋友拜年，就亲自打电话告诉对方。这是情分，不是走过场。 我曾经试图把接收短信的功能删除，但得到的答复是，只要开通了就不能取消，关了机都能接收到，惟一可以避免的方法就是，把手机扔了。这是多么恐怖的事情，它已经有了自己的生命，而且正在张开冰冷的大嘴扑向芸芸众生，每个手机持有者竟还美得屁颠屁颠地，心甘情愿地，被它所操纵。 ——冯小刚：《我把青春献给你》，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论文化的异化 在20世纪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使得文化创造沦为“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精神的自由创造蜕变为标准化的流水线制造，由此，艺术品成为了商品.随着文化工业对于人们日常生活影响的日益加深，文化工业通过制造种种虚假的幻象来欺骗、操纵消费者的心理结构和审美情趣乃至于思考能力，维护当前的社会状况、成为现存秩序的同谋，换言之，文化工业在为现存社会状态做辩护，因为资本已经变成了绝对的主人（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1页）。这种带有肯定特征的大众文化实质上是一种欺骗、操纵大众的统治工具，渗透着一种“宰制性的（统治性的）意识形态”（dominant ideology）。 阿多诺（T. W. Adorno,1903-1969）论文化工业的操纵与欺骗特性 文化工业的地位越巩固，就越会统而化之地应付、生产、和控制消费者的需求，在资产阶级的意义上，娱乐已经被启蒙了。……商业和娱乐之间原本就有的亲和性，却表明了娱乐的特殊意涵：即为社会辩护（der Apologie der Gesellschaft）。快乐意味着点头称是。……快乐意味着什么都不想，忘却一切忧伤。根本上说，这是一种孤立无助的状态。其实，快乐也是一种逃避，但并非如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对残酷现实的逃避，而是要逃避最后一丝反抗观念。娱乐所承诺的解脱（Befreiung），不过是从思想与否定中挣脱。 ——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第130页。译文根据德文版有改动，参见Max Horkheimer und T. W. Adorno, Dialektik der Aufkl?rung, Verlag Philipp Reclam jun., Leipzig, 1989, SS. 164-165。 马尔库塞(H. Marcuse, 1898-1979)论文化的单向度化 清除双向度文化的办法，不是否定和拒斥各种“文化价值”，而是把它们全部纳入已确立的秩序，并大规模地复制和显示它们。 如果大众传播媒介能把艺术、政治、宗教、哲学同商业和谐地、天衣无缝地混合在一起的话，它们就将使这些文化领域具备一个共同特征——商品形式。发自心灵的音乐可以是充当推销术的音乐。所以，重要的是交换价值，而不是真实的价值。 理想与现实同化到这种程度，说明理想已被超越。它被从心灵、精神或内心世界的高尚领域里拽了出来。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53-54页。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论消费的异化 二战之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借助第三次科技革命，经济高速而平稳发展，由此从传统意义上的生产社会过渡到消费占主导地位的社会。 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弗洛姆注重挖掘现代人的心理机制和性格结构上的深层异化。他认为，极端的享乐主义和毫无止境的占有欲是消费生活异化的社会心理原因。另一方面，在“商品过剩社会”中，作为一种占有形式的消费，已经不再是完全意义上的实物消费，而是更多地以符号为中介进行。 弗洛姆论两种基本生存方式：生存（to be）与占有（to have） 我说的是两种基本的生存方式（有=占有，是=生存——译注），是对于世界及其自身所采取的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是两种不同的性格结构，占主导地位的性格结构将决定着一个人的全部思想、感性和行动。 在重占有的生存方式中，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据为己有和占有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我要把所有的人和物，其中包括自己都变为我的占有物。 在重生存的这种生存方式中，我们要区分生存（sein）的两种形式。 一种是说占有的对立面……这种形式意味着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