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中国文化史概论课件汉字寻根.ppt

汉字寻根 2 汉字寻根（二） 六、顾氏效应与禹迹茫茫 七、夏商周离我们有多远 八、拿证据来：徐旭生与夏文化之探索 顾律效应与茫茫禹迹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这篇五千言的书信之所以触动中国学术神经者归纳起来要有三端： 古书上所说的夏代始祖大禹是上帝派下来的神，不是人。（此与白鸟说颇为一致），“禹”和“夏”没有关系，禹是有足蹂地、大约蜥蜴之类的虫（此比白鸟说更具冲击力）。黄帝之起于秦国，说不定黄帝即是“黄龙地螾”之类（此比白鸟说走得更远），此其一；尧、舜、禹、稷的事迹是编造的，都靠不住，此其二；晚清的疑古学者崔述所相信经书并非信史，古代的史靠得住的有几？中国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从战国到西汉，伪史充分的创造”，此其三。 “禹是蜥蜴之类的大爬虫”此论一出，一片哗然。 疑古的旋风将中国几千年的沉重历史一下子搅起来了。 顾文一发表，钱玄同就紧踵其后在该刊第10期上发表《答顾颉刚先生书》，他称赞顾颉刚“先生所说‘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一个意见，真是精当绝伦。” “六经”固非姬旦底政典，亦非孔丘底“讬古”的著作（但其中有后来底儒者“讬古”的部分；《论语》中道及尧、舜、文王、周公，这才是孔丘底“讬古”）； “六经”底大部分故无信史底价值，亦无哲理和政论底价值。钱玄同不仅否定了“六经”，甚至连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所收的“古文”也一并否定，认为许慎表彰的“壁中古文经”之出于刘歆“嚮壁（即孔壁）虚造”，此毫无疑义。许慎的《说文解字》是一部充斥着伪古字、伪古义、伪古说、伪古礼、伪古制的伪书。 胡适之：“顾先生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见解真是今日史学界的一大贡献，我们应该虚心地仔细研究它，虚心地试验它，不应该叫我们的成见阻碍这个重要观念的承受。……‘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一个中心学说已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了。中国的古史是逐渐地、层累地堆砌起来的——‘譬如积薪，后来居上’——这是决无可讳的事实。 ” 反对派： 刘掞藜在《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一文中说：“顾君疑古的精神是我很表同情的；不过他所举的证据和推想是很使人不能满意的。” （师从史学大师柳诒徵，著《中国政治史》、《中国民族史》、《史学与史法简编》。民国十九年（1930），应国立武汉大学之聘，任史学系教授，其间，撰《中国上古史略》、《隋唐五代史要》、《宋元明清初史》 ） 胡堇人（字近仁，长胡适4岁） 《读顾颉刚先生论古史书以后》： “我以为古史虽然庞杂，但只限在尧、舜以前。若尧、舜之后的史料，似乎比较稍近事实。”认为：“最奇妙的是先生因《说文》禹字训虫便以为禹不是人类，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又引伯祥云：或即是龙。……这般望文生义的解释，如何叫人信服呢？若依这个例子，则舜字本义《说文》训作蔓草 ，难道帝舜就是一种植物吗?” 柳翼谋（诒徵）: 《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 以说文证经考史必先明说文之谊例。不明说文之谊例，刺去一语，辄肆论断，虽勇曰疑古，实属疏于读书。何则？《说文》者，解字之书，非为后世作人名字典也，故于字之形谊可解者不引古人作证。 （《顾颉刚古史论文集》P 198）》。 著有《中国文化史》、《国史要义》、《东亚各国史》、《中国版本概说》、《劬堂读书录》等 除柳诒徵、胡堇人、刘炎黎外还有陆懋德、绍来、张荫麟、梁园东诸氏，柳、胡、刘等三人，着重点在于对古史细节的诘难，张荫麟与绍来等则从史学方法入手指出顾氏致误之因，半由于误用默证法，半由凿空附会。” 张荫麟认为顾氏“根本方法之谬误”是误用“默证”，所谓默证就是“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史事之称述，遂判断某时代无此观念”。张荫麟指出：“默证”方法必须在严格限定的条件下才能使用， “吾侪不能因《诗》《书》《论语》未说及禹与夏之关系，遂谓其时之历史观念中禹与夏无关。” “用类推法，亦必两物相类，然后有可推。” 绝不可“从抽象名语推理”。 他并不笼统地反对疑古：“吾人非谓古不可疑，就研究之历程言，一切学问皆当以疑始，更何有于古？然若不广求证据而擅下断案，立一臆说，凡不与吾说合者则皆伪之，此与旧日策论家之好作翻案文章，其何以异？而今日之言疑古者大率类此。” 对于张氏伶牙俐齿抨击，“古史辨”派迄今无人系统回应。 对于大禹是虫的结论即是顾氏之粉丝亦有不同意见 伯祥云：禹或即是龙，大禹治水的传说舆水神祀龙王事恐相类。 钱玄同虽然激赏顾律，但对其“禹是蜥蜴之类的大爬虫”说，则亦“窃谓不然”。 客观地说，顾颉刚先生《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发表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如果说是里程碑亦不为过。正如钱穆所说： 《古史辨》不胫而走，疑禹为虫， 信与不信，交相传述。三君（胡适、钱玄同、顾颉刚）者 或仰之如日星之悬中天，或畏之如洪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