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道德神学与政治哲学.doc

“人是目的”与“至善”的三个悬设 08哲学 06号 张训 康德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深受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传统的影响，康德的一生，也是很有理性的一生，他的行为服从着严格的理性的规划。他从骨子里不相信有所谓的上帝，而且用自己的严密的理性的法规，推翻了基督教的上帝，却又用自己的理性，建构了自己道德神学上的上帝。由德福一致：至善的实现，康德运用了三个悬设：意志自由，灵魂不朽与上帝存在，但他的人是目的的确立，使得人成为了他的整个目的王国的归结点。可以说，至善的实现也是以人为目的的。人是目的始终贯穿于康德的整个哲学体系之中。康德区分了自在之物与现象界，同时，他又将人分为了两个部分放入其中，即作为自由本体的人和作为物的人。因此，对自在之物与现象界的划分，又使得自由成为了自在之物的领域。而人是目的恰恰是连接两者的一个桥梁。因为，人作为目的，是需要自由作为前提的，因为，只有自由的人才可以为自己确定一个准则，才能运用自己的理性作出合乎道德律的行动，才能做到“你要这样行动，就像你行动的准则应当通过你的意志成为一条普遍的自然法则一样”和践行“你要这样行动，永远都把你人格中的人性以及每个他人的人格中的人性同时用作目的，而绝不使用作手段”。也只有自由的人，才会确立“人是目的”的准则 因此，也可以说，三个悬设也是服务于人是目的的，甚至可以说是康德为了确立人是目的的原则，为人的至善的实现，所作出的一种无奈之举。因为，人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是很难实现自己的自由和做到德性与幸福的统一的，为此，康德才向上帝寻求帮助，用三个悬设来向人们展示，人的自由和至善是可以实现的。但是，他的上帝，已经不再是基督教所宣扬的的那个全知全善全能的上帝了，而是康德经过自己的理性的批判和重建而创造出来的具有道德律的绝对命令意义上的上帝。从而，康德的神学已不同于基督教的神学，而是他自己的具有特色的道德的神学。 而有关至善实现的三个悬设，邓晓芒在他的《康德对道德神学的论证》一文中对其有很详尽的论述。他在文中表示，康德运用了三种模式对自己的道德神学做出了论证，即：“上帝正义论”（Theodicy，又译“神正论”、“神义论”等）模式，“义务”（Pflicht）模式，以及“道德目的论”模式。也就是，从德福一致的相称（配得上）之可能追溯到一种以道德为根据的保证即上帝存在，而德福一致本身作为至善在这里只意味着“正义”、“公平”，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道德的人配得上幸福，不道德者不配享福。而这就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当中所给出的“上帝正义论”模式，而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则增加了一个灵魂不朽的必要性，正是（灵魂不朽）这条法则，也必然如同以前那样无私地只是出于不偏不倚的理性，也就是在与这一结果相符合的某种原因的存有的前提下，而导致至善的第二个要素、即与那个德性相适合的幸福的可能性，亦即必定把上帝实存悬设为必然是属于至善（这一我们意志的客体是与纯粹理性的道德立法必然结合着的）的可能性的。（2003年，第170页）如何由灵魂不朽的悬设“导致”上帝实存的悬设？这就是要把灵魂不朽视为我们的道德“义务”的必要前提。我们的道德义务是追求“神圣性”，以便使自己完全配得上幸福；但由于我们肉体的有限性（有死性）和现实生活的世俗性不可能完成这一任务，这就必须设定灵魂不朽和上帝。而“道德目的论”模式是在《判断力批判》当中提出的。康德认为，唯有人的道德才能成为自然的终极目的，如果没有人，整个大自然都会成为毫无目的的；但人之所以成为自然的最终目的，不是由于人的认识能力、情感能力或追求幸福的低级欲求能力，而是由于人的高级欲求能力即自由意志。 在康德的正式的对上帝存有的道德证明中，他强调德福一致就是自由和自然的一致，因而强调上帝的终极目的依赖于自由主体的合目的性实践的必然性，强调人的自由追求是至善和上帝存有的悬设所不可缺少的条件。 因此，康德用他的独特的的哲学思维，为了使人们达到至善的实现，提出了意志自由，灵魂不朽与上帝存在这三个悬设。从而，我们也可以看出，康德的神学在本质上是道德神学，三个悬设的提出，只是为了论证“至善”的实现的可能性和实在性，三个悬设的论证，也完全是他的那一套的理性逻辑的演绎推理，而没有所谓的“神谕”之类的神秘不可知的东西在其中。康德完全是从自身的理性的逻辑当中来建立自己的道德神学的。而这种道德神学，虽然为信仰留下了存在和发挥的空间，但是有着很强烈的将神学进行道德化的倾向，康德说过：“没有道德的神是可怕的。”康德毕生所做的工作是进行“人是什么”的解答，而将神学道德化，可以说是这项工作当中的一部分，也使得他的神学有着深刻的“神学人本化”的痕迹。这对后来的人们在对基督教神学进行解读时，提供了一条途径。康德的理性神学批判已经构成理解现时代基督教神学内核的一个重要契机。而更为重要的是，康德的道德神学以信仰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