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九卿定议——以光绪十二年崔霍氏因疯砍死本夫案为例.doc

论清代九卿定议——以光绪十二年崔霍氏因疯砍死本夫案为例 注释: [1]郑秦：《清代司法审判制度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4—34页、第151—153页。 [2]那思陆：《清代中央司法审判制度》，（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版，第381—418页。 [3]徐珂：《清稗类钞·爵秩类》，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21页。 [4]胡星桥、邓又天主编：《读例存疑点注》，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 [5]（清）薛允升：《读例存疑》卷四十九《刑律·断狱下》，黄静嘉编校，（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1241页。 [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刑科题本》光绪十二年·卷85号。 [7]《清史稿·职官志二》。 [8]“国初，刘余佑《请革带地投充疏》，有‘御状、鼓状、通状纷争无已’语。鼓状即登闻院之状，通状即通政司之状。雍正初，登闻院改隶通政司，其后控诉者赴都察院及步军统领衙门，外藩赴理藩院，遂无所谓鼓状、通状矣。”（徐珂：《清稗类钞·狱讼类》，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75页。） [9]同前注[1]，郑秦书，第150页。 [10]同前注[1]，郑秦书，第151—153页。 [11]同前注[1]，郑秦书，第151页。 [12]同前注[1]，郑秦书，第152页。 [13]我的这个推测还有一个旁证，郑秦先生去世前，一直致力于与档案馆的同志合作整理清代的服制命案，其成果后来得以出版（见《清代的“服制”命案——刑科题本档案选编》。中国政法大学2000年版）。我相信，如果假以时日，对于服制命案中的特殊程序，他或许会发表更为系统的见解。 [14]同前注[4]，薛允升书，卷三十四《刑律·人命三》，第860～861页。 [15]（清）祝庆祺：《刑案汇览》卷三十二《戏杀误杀过失杀伤人》“因疯及误杀夫之案向不夹签”。 [16]同前注[4]，薛允升书，卷三十四《刑律·人命三》，第861页。 [17]《大清律例·刑律·人命一》“杀死奸夫”条例：“本夫捉奸，杀死犯奸有服尊长之案，除犯时不知，依凡人一例定拟，及止殴伤者，仍予勿论外；若于奸所亲获奸夫奸妇，登时杀死者，或奸所而非登时，及非登时又非奸所，或已就拘执而杀；如系本宗期功尊长，均照卑幼殴故杀尊长本律拟罪，法司夹签声明，奉旨敕下九卿核拟，量从末减者：期亲，减为拟斩监候；功服，减为杖一百，流三千里。”见同上注4，薛允升书，卷三十二，条例编号二八五·二三，第799页；又，“本夫、本妇之有服亲属捉奸，杀死犯奸尊长之案”，见同前注[4]，薛允升书，卷三十二，条例编号二八五·二七，第804页。 [18]同前注[4]，薛允升书，卷三十二，条例编号二八五·二八，第805页。 [19]同前注[4]，薛允升书，卷三十二，条例编号二八五·三一、二八五·三二，第806～807页。其中，条例二八五·三一有“均照殴死尊长情轻之例，夹签声明”等语，虽未明确指明“九卿核拟”字眼，但既然“照殴死尊长情轻之例”，即参照“本夫捉奸杀死犯奸有服尊长”之例，夹签亦当作声明九卿核拟。 [20]同前注[4]，薛允升书，卷三十四，条例编号二九二·一一，第856页。 [21]同前注[4]，薛允升书，卷三十四，条例编号二九二·二○，第862页。 [22]同前注[4]，薛允升书，卷三十六，条例编号三一七·七，第936页。 [23]同前注[4]，薛允升书，卷三十三，条例编号二九○·一九，第844页。 [24]同前注[5]，薛允升书。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