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越到位，越有超级机会.doc

工作越到位，越有超级机会 想发展就要有机会，尤其是超级机会。或许很多人会问，超级机会哪有那么容易得到?其实未必，很多时候，只要稍微用点心，把工作做到位，超级机会就会不请自来。 对此，我自己就深有体会: 我曾经在《中国青年报》担任记者多年，10年前我离开报社到了另外的单位发展。然而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前不久，《中国青年报》刊登了报社“改革开放30年最值得纪念的事件”，我17年前写的一篇报道—《海南“博交会”事件引发一场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呼唤新秩序》竟然名列其中。 这既让我感到欣喜，又引起了我的思考:为什么一篇看似普通的报道，在经过了那么多年之后，还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甚至作为里程碑式的报道被记录下来? 那是1992年，当时我在《中国青年报》任海南记者站记者。 有一次傍晚出差回来，我和两位同行坐车经过省政府门口，发现那里聚集了很多人。 凭着记者的敏感，我们觉得一定有事情发生，于是当即下车去了解情况。一问之后，才知道这些人是来告状的。而且这些人的身份并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老总。 这一情况立即引起了我的高度重视，我隐隐感到，这有可能是一条大新闻。 通过采访，我很快摸清了基本情况:这些老总们都曾接到电话，说海南要召开一个“博交会”，机会难得，让他们带着钱和货物来参加。因为通知他们的公司拿着“海南总工会经济工作部”的介绍信，所以他们也都深信不疑。 可到了海南，该交的钱都交了，该带的货物也都带来了，却发现所谓的“博交会”，根本就没有买家。也就是说，这个“博交会”是场骗局!老总们有货无处卖，有的连吃饭的钱都快没有了，一气之下就集体跑到省政府来告状。 和我同去的两位记者中，有一位了解了一下情况，觉得这个新闻没什么价值，就说家里还有事，先走了。我和另一位记者留下来继续了解情况。这时有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出来质问我是做什么的，当得知我是记者之后，那个人开始粗暴地制止我采访和拍照，甚至叫来了警察干涉。在争执中，我的记者证被撕成了两半，更糟糕的是，连相机里的胶卷也被没收了。 看来这次采访会很不顺利，可能还有一定的危险性。另一位记者看到这种情形，悄悄打了退堂鼓，走了。但我仍然留下来采访，并及时向报社领导汇报情况，得到领导的大力支持。采访之后，我连夜写了稿子，第二天就登出来了。 报道出来，引起了强烈反响。这时候，那家邀请各地企业老总来参加“博交会”的公司开始倒打一耙，质疑新闻的真实性。顶着巨大的压力，我继续跟踪采访，刊发了一系列的报道。我不仅要揭露真相，还要让这些嚣张的骗子受到应有的惩罚，让相关的单位承担应负的责任。 在写报道的同时，我找到省委有关领导，对此事做了汇报。省委领导听了之后，感到十分震惊，立即批示对此事进行严肃处理。就这样，在我的紧追不舍下，事情得到了合理的解决，相关当事人被抓，全国总工会来调查后对省总工会有关人士进行了严肃的处理。 照理说，事情做到了这种程度，该受处罚的已经受到了处罚，应该也算是比较圆满了。 但我觉得还不够，还可以进一步深挖，把这一事件做透、做足，让它的社会价值最大化。 因为在当时，类似的现象在全国有普遍性，从深层次来看，说明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秩序已经失衡。要想避免类似的事情再发生，市场经济需要呼唤新秩序。 为此，在报社的支持下，我们组织了一个大型研讨会，邀请许多知名企业的老总参加，对市场经济呼唤什么样的新秩序，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写了《海南“博交会”事件引发一场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呼唤新秩序》，刊登在《中国青年报》的头版头条，之后又做了系列报道。 这是《中国青年报》在全国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问题，引发了人们对市场经济新秩序的思考和讨论，这组报道获得了中国新闻的最高奖项—中国新闻奖。 我想，假如当初我没有把工作做到位的意识，那我也抓不住写这样一组具有深远意义的新闻报道的“超级机会”; 如果我也像那两位记者一样，不愿意深挖或者因为担心害怕而回家了，那就不可能有后面的深人采访、全面报道; 如果我只是停留在写报道上，没有找到有关领导及时汇报情况，那么问题可能就得不到如此迅速、圆满的解决; 如果我只是就事件本身谈事件，而没有把它放到当时整个社会的大背景中去思考，那就不可能引发“市场经济呼唤新秩序”的讨论，将新闻的价值最大化，也就不可能拿到中国新闻奖。 或许有人会说，你是记者，有很好的身份和平台，工作做到位了，要获得超级机会当然容易。可如果做的是普通工作，别说超级机会了，怕是连一般的机会都很难得到。 看上去似乎不无道理，但是一般人就没有超级机会吗? 我们经常在媒体上看到有些追星族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