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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律程序的启动 　　法律从文本到对案件和社会产生影响是一个过程，依赖于一定的程序，这是不言而喻的。以刑事案件为例，从立案、侦查、提起公诉到法院审理、作出判决等等，这一系列的活动程序都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的法律作了较为完善的规定。如果公、检、法机关依法开展工作就能够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使刑事诉讼法的任务得以完成。其实，这是理想状况，其中隐含了法律程序已经启动或必然启动的预设。古人云：“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不能靠自身而实行，法律程序是要由相应的主体来启动的。 　　某客居于某市一家庭小院。一日傍晚外出半小时后回去，见房门洞开、门锁落地，房内物品凌乱不堪，旋即报警。警察至，查明被盗物品、现金和银行卡内存款共计金额万余元。又到辖区公安派出所做了笔录，并被告知有什么新线索就和他们联系。次日，发现了一些新情况，去派出所，却被告知昨日接警警察外出，让去找他，再无下文。 　　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或者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条文中的“认为应当立案”的基础仍然是“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归根结底，还是要有证据。但从上述实例中可以看出，警察只是到了现场，做了笔录，并没有对案发现场进行必要的勘验、提取证据。而现场是在饮食起居的住房内，这一特殊性决定了证据易失而不能复得。因此，即使依据上述条文向检察机关申请立案监督，也必然会因为证据不足而形成事实上的“监督不能”。这种情况下，法律就面临尴尬：依法保障公民财产安全的使命因为法律程序不能被启动而不能实现。 　　法律程序不能启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行为主体的心理态度。而人的心理态度的形成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官贵民贱”、“民以吏为师”等传统心理意识的影响，加之权力机关的从业人员的心理优越感，甚至使有些从业人员忘记了他们应当履行的义务和责任。权力机关的神圣地位不能说明其从业人员就有神圣优越的地位。其实对于权力机关的从业者来说，和医生诊病、教师授课没有本质上的不同，是社会分工使然，都是劳动，是履行各自肩负的职责而已。 　　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日益推进，法治的理念也逐渐深入人心。程序和程序正义是法治的题中应有之义。程序的独立价值已经引起学术界和实务界的重视，对程序问题的讨论，方兴未艾、日趋深入。但值得关注的是：讨论大多是建立在“应然”之上，而对“实然”却缺乏关注，关于法律程序的启动和如何启动鲜有提及。其实法律程序的启动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可以说法律的形式正义、实质正义的实现无不以此为基础，没有程序的启动，没有过程的开始，形式正义也好，实质正义也罢，就只能是美好的愿望。 　　某种意义上说，依法治国就是以一定的程序治国，所有的程序都有个如何启动的问题，但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有权启动者的主观心理态度的影响，或依法积极作为，或凭兴趣用事，敷衍塞责。国家制定法律，目的就是要在社会上产生影响、发挥作用，法律效力就是要在其实施的过程中转化为法律实效，这一切只能在法律实施的程序启动后才可能得以实现。否则，法律只能是停留在纸面上的文字，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只能是“任重而道远”了。 　　因此，应当加强有权机关从业人员的执业意识教育，使他们认识到自己不是“手操法柄，便可为所欲为的”人上人，而是身负法律职责的执业者，消除职业带来的优越感。这一过程可能是痛苦的、艰巨的，但却是必要的!同时，有权机关可以采取制度创新、强化人员管理、优化业绩考评、提供尽可能方便的途径让公民和社会能够参与监督等等方法，建立和完善关于法律程序启动的制度。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