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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的商业取径与大众市场主体 　文化取径，就好比汉有大赋，唐有诗歌，宋有词，元有曲，等等。音乐的发展源远流长，《诗经》从“风”到“雅”、“颂”，再到汉代民歌，魏晋南北朝，音乐从礼乐到大众，走了一条民歌的道路，并且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完成现代民歌的转型。所以，讨论商业格局的大众化，音乐的取径也是极为明显的。因此，笔者从四个角度说明大众主体确定和音乐文化提升，为我国进一步开放的文化体系，做一个理性的确认。 　　一、音乐是一种取径，是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道路 　　孔子编选的《诗经》以十五国民歌作为教材，其种类和风格是多种多样的。孔子将音乐视为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孔子还专门有《乐记》，强调了音乐文化传播的民间取径和宫廷取径，但是，儒家显然是反对表象化的音乐，视之为“淫”。音乐，因此也就成为了商业表象的一种畸形的靡靡之音——“郑声”是也。商业化时代，我们真的会丢掉音乐严肃的思考？我们看看商业化时代的一切风格的演艺，就会感到这种历史文化的流失。 　　二、商业模式下的大众主体特征 　　一般说，大众化与商业化并不是音乐文化的死亡，这可以以现代西方演出市场为例，也可以以后现代艺术市场为例。西方的演出市场，很好的关注了生存，关注了大众，关注了世俗，商业文化作为现代性的体现，具有平民性的品格，世俗现代性是一种平民精神，现代文化是一种平民文化。平民的经济地位和生存方式，造就了世俗的、功利的、低俗的平民精神。 　　周作人认为平民精神是“求生意志”的体现，要求有限的平凡的存在。现代性的基础是感性欲望的解放，而这是一种平民化的追求。恩格斯所说的人的私欲——恶成为历史前进的杠杆；韦伯认为资本主义发源于新教伦理，而新教伦理就是认可勤俭和积累财富为美德；松巴特说，资本主义起源于“以奢侈生活原则为基础的高度世俗化的性文化”；舍勒认为现代性是一种类似中国“红眼病”的“怨恨心态”，他说：“在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中进步向前的，并不是实干精神，不是资本主义中的英雄成分，不是‘具有王者气度的商人’和组织者，而是心中充满怨恨的小市民——他们渴求最安稳的生活，渴求能够预测他们充满惊惧的生活，他们构成了松巴特恰到好处地描绘的新市民的德行和价值体系。” 　　三、我国大众的政治取径与商业取径具有鲜明的主体特性，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形态的文化决定的 　　我国改革开放，离不开《庐山恋》、《远山的呼唤》、《三峡》、《长江之歌》，离不开崔健的摇滚，港台流行歌曲，可以说，音乐商业化成为国家改革开放的重要取径，在我国文化、科技、市场呈现战略关系的过程里，首先是个个地方涌现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作为一种世俗化市场的信号，首先涌现了了平民演出“群星涌动”的局面。之后，作为大众文化的商业演出初步成为一种特有的市场，开始在各地文化舞台上“走穴”。这两步与我国历史上的商业化发展异曲同工。可以说，我们的艺术形式和载体，很好证明了大众从国家体系走出来的初步形态。 　　我国历史上，商业就脱胎于庙会，产生了神像雕刻，产生了庙会的大众化商业格局，大众建立了一种对商业生活的合理态度。大众文化具有鄙俗性，并且迎合主流意识形态,它的消费性麻醉了人的自由意识。因此，不能仅仅肯定大众文化，还要批判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是一种平民文化，是平民精神的体现，开展大众文化批判，必须倡导和发扬大众精神。 　　四、大众市场引领的和谐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 　　大众，再成为商业的主体的时候，需要一种主体的艺术模式，就是音乐的文化引领。但是，开放的引领就是商业模式下的艺术市场过程。当下表演艺术的创作和生产，最需要解决的仍然是面向群众、面向市场的问题。在遵循表演艺术生产规律的前提下，艺术家应站在群众需求、市场购买的视角来考虑文艺产品的文化功能。在文化市场的发育过程中，首先崛起的是娱乐性文化消费，如果以较客观的态度来正视这一现实，表演艺术生产的理念就应对艺术产品的娱乐功能加以关注。加强艺术产品的娱乐功能，并以此来考虑艺术产品的审美构成，是我们当下创新表演艺术生产理念的一个重要方面。 　　商业格局在取得商业的成功的时候，大众主体才会完成从娱乐向主导的提升。我们说音乐历史文化，就是一个民族大众主体的建构。我们只能在服务大众的过程中逐步融入自己的文化思考，建立大众品位。脱离市场脱离群众，文化就失去了服务对象，失去了发展的广阔空间，就谈不上经济效益，也谈不上社会效益；群众不满意，文艺自身也会萎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演出市场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突飞猛进、急剧扩张阶段，以及接踵而来的国内演出徘徊不前甚至不断滑坡，港台与国外入境演出畸形发达、泡沫繁荣阶段以后，终于开始走向结构合理、稳步发展的道路。规范有序而又充满生机活力的演出市场体系正在逐渐形成，初步呈现出良好的整体发展态势。根据文化部1998年统计，到1997年底，全国文化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