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田赋演进的历史和重大变革.docx

中国田赋演进的历史和重大变革 -----高王凌中国田赋制度拥有十分悠久的历史，与世界其他文明相比，我田田赋制度产生最早，也最有连贯性。在数千年中，田赋制度对我国经济历史以致整个历史的发展，都产生过多种的、有时是很大的影响和作用。古代田赋制度的丰富遗产（包括有关的思想传统）在今天仍具有巨大的影响，使我们有必要加强对它的了解和研究。?中国田赋史富有特色，也富有成就，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它具有一个完整的演变历史，并依靠传统的自身力量完成了这一演变和发展。在我国田赋史发展的长期进程中，我们首先会注意和不能忽视的一个显著事实就是，田赋征收与徭役（或人头税、人丁税）征发的关系十分密切，甚至互相渗透、互相交织，有时达到一种难分彼此的地步，以至近代有人认为，人身负担也是田赋中的一种。当然，徭役和田赋决不是同类的税目，然而从中国赋役制度史即所谓“正税”史的角度观察，它的发展确实具有两条十分显著的脉络：一条是从人（丁）、地分征，逐渐将对人税摊入地亩，直到一切“正税”都从地亩所出，都变成对物税；一条是由实物赋税改变为货币赋税，这也就是我国赋役制度演变的基本进程。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到明、清时代我国田赋终于实现了这种演变，它作为传统田赋制度的完成形态，一直沿用于近现代，以后才又发生新的变化。?在中国赋役史的早期阶段，田赋负担比较轻（实际上轻田税的思想一直居于主导地位），相比之下，役的负担则比较重；另一方面虽然赋役征收形式是人、地分征，但二者之间又常具有微妙的关系。例如秦代（公元前221—207年），据估计，中国人口共约两千万人，成年男子大约仅有五百万左右；而在短暂的统治期内，造宫室、修坟墓、筑长城，以及南、北用兵，各项徭役合计，征发男丁总数不下三百万人。与这样的徭役负担相比，田赋负担就确实算不上什么了。因此，秦代的做法被后人批评为“舍地而税人”；当然，田税并没有完全舍掉，但从人而征的徭役显然占据了整个赋役负担中的最主要部分。?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20年）虽“惩亡秦之弊”，却把秦代制度几乎完全继承了下来。汉初“轻徭薄赋”，尤其主张“轻田租”，自景帝以后三百五十余年时间里，田税实行“三十税一”的税率。但汉代虽有意减轻徭役，却征收很重的人头税（如算赋、口赋、更赋等）。以农户为计算单位，汉代每户平均五口，约有耕地七十亩，这样平均每户须交纳田税（粮食实物）两石余，常年价值不过二百文钱；各种人头税加起来，每户约有八百余钱，为田税的四倍，这还没有算入其他各种役的负担。所以汉代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来源是人头税，这与后代特别是明、清两代以田赋为主要财政收入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此看来，秦、汉时代以人身为对象的征收要比以土地为对象的征收苛重得多；由于汉代田赋税率很低，也可以把它称为“从人而税”（或主要是“从人而税”）的阶段，这就是秦、汉时代约四百年时间的大致情况。?秦、汉时代的赋役制度不能不发生变化，因为赋役征收中完全不考虑土地占有状况，不但不公平，而且会引发许多社会问题。在“富者田连仟佰，贫者亡立锥之地”的情况下，无地、少地的农夫又怎能承受沉重的赋役负担？因此汉代不少人提出了限田、均田的主张，有一时期（公元9—20年，短暂的新朝）还进行过大规模“王田”（即井田）制的试验，打算把赋役制度连同土地制度来一个根本的解决。这些企图虽未能实现，却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汉末以后，由于连年战乱，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结构和土地占有状况；因为土旷人稀，户多有田，曹魏（公元221—265年）实行了租调制，西晋（公元266—316年）实行了占用课田和户调制。户调制以户为征收对象，是从汉代人头税演化而来。它规定一夫一妻占田百亩，按户依此计丁计田，征收粟（亩收八升）、绢、绵等实物，将田赋特别是人头税等一应赋税（力役除外）都纳入了户调之内。因此，它是一种以户为本，兼顾丁、田的赋役征收方式；比起汉代，户调制在制度上确是一种进步。?户调制为人们所不能满意的是，它以假定的每户人丁和占用数字为征税基础，这与实际占田情况往往不能相符。为使农民能切实占有一定数量的田地，从而“齐等”地负担赋役，南北朝时期北魏（公元386—534年）实行了均田制。均田制就是政府对每户男女劳力授予规定数量的田地，并随人口的增减不断调整土地占有情况，同时征收一定数量的赋税。均田制的实施，俨然实现了从孟子到汉儒的理想，它从公元480年代开始，中经北朝、隋，到唐代前叶，实行了有数百年之久，成为中国土地和赋役制度史上的一件大事。?唐代（公元618—907年）均田规定，每一丁男给田一顷（百亩），相应地，在赋役制度上实行“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制，规定每一男丁（自隋以后女丁免税）应负担一定数量的田租（粮食实物）、户调（丝绵或布麻类实物）和役庸（每丁岁役二十日，政府不役则折收庸，每日折绢或布若干），显然它们正是田赋、户口税和徭役三者的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