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转变).docx

士的起源、发展及转变第二组论文春秋战国时期，天下扰扰，王室式微，诸侯纷争，社会与文化发生着剧烈的变动，各个利益集团进行着权力与利益的再分配。在这个纷纷扰扰的局势中，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悄然应时局而生，这就是士阶层。一、先秦之士先秦之士的起源及分类。士原来可能指原始社会末期与氏族部落首领和显贵同族的武士，进入阶级社会后，他们成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士的来源之一为最低级的贵族，如春秋时期，天子、诸侯、卿大夫的庶子，身份下降或家族没落而为士，如战国四君子，孔子弟子中颜回和曾点、曾参父子的家世也是典例。颜回，“从他的远祖邾武公（字伯颜）为鲁附庸改称颜氏以后，十四世皆仕鲁为卿大夫。至颜回的祖父则已降为‘邑宰’，可能已是‘士’了”（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P15）；另一个来源是从下面的国人升上来的，这种情况早在春秋时已出现，到了战国更为普遍。《墨子·尚贤上》说：“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所谓“举之”，首先指选拔为士，故士也是最高级的百姓，如门下战国四君子的众多门客、门吏侯嬴等。战国文献中，以“士”为中心组成的称谓和专用名词，据粗略统计有百余种。这不仅说明先秦之士阶层的复杂，也说明他们的行迹遍及社会各个角落。为了区分不同的士，当时的人便开始对士进行类分。《墨子·杂守》篇把士分为“谋士”、“勇士”、“巧士”、“使士”。《商君书·算地》把士分为“谈说之士”、“处士”、“勇士”、“技艺之士”、“商贾之士”。《庄子·徐无鬼》把士分为“知士”、“辩士”、“察士”、“招世之士”、“中民之士”、“筋力之士”、“勇敢之士”、“兵革之士”、“枯槁之士”、“法律之士”、“礼教之士”、“仁义之士”等。总的来说士可分为三种：（一）武士；（二）文士；（三）低级官吏。先秦之士的地位。先秦朝代的更替和国家的兴衰取决于政策、谋略之得失，而政策、谋略主要出于士。士介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士以上有大夫、诸侯，以下为庶人、工、商。士成为上（统治者、官吏和剥削者）与下（被统治者、民、被剥削者）交流、转换的中间地带，他们并没有大的势力和显赫的地位，但他们的知识能力，他们的能量，以及他们的社会作用，却颇受统治者的关注，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也得到了当时以及后人的一致承认和肯定，封建社会时期的所谓“士农工商”便可见一斑。而统治者为了自己地位的稳定不得不尊士礼士。魏公子信陵君无忌屈身拜请侯赢，孟尝君好士，“饮食、衣服与之共”，《战国策·秦策三》载：“天下之士，合从相聚于赵，而欲攻秦，秦王忧”，由此足见士的威力。上层统治者需要士，而士除少数追求某种理想外，多数人则企求步入仕途。他们下可做乡里小吏，上可为布衣卿相，是官僚的候补者，官僚队伍的扩大，势必引起士队伍的扩大。战国时期是官僚制度普遍推行时期，它是推动士队伍发展的一个强大动力。先秦是“士”气高涨的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士与统治者的关系是平等的合作关系，“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篇下》。士的独立性很强，从道不从君，孟子曰：“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孟子?离娄篇下》。士的政治承担意识强，“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著名的如不辱使命的唐雎、慨壮刺秦的荆轲、自荐的毛遂、自刎的侯嬴、毁容吞炭的豫让等人，“士为知己者死”是他们鲜明的特色，为主上排忧是他们的荣耀。总的来说，先秦之士来源范围很广，公侯卿相的庶子及其门客、敢效死命的无名国人、游说于各级之间的谋略者，普通基层贵族等皆可称为士。他们拥有博大与开放的心态，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政治参与意识，并注重个人修养，讲求气节情操，顺应了时代发展潮流并适时承担起了他们的责任，推动了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二、秦汉魏晋南北朝之士秦和汉相继统一中国后，统治者出于维护自身政权稳定性的考虑，先是焚书坑儒，继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士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先秦游士开始变为具有专业文化知识的士大夫。秦代，士称为士大夫时，可以指军队中的将士，也常常是在中央政权和州郡县供职的官吏的泛称；称为士人时，则一般特指具有较高封建文化素养且从事精神文化活动的知识分子。汉朝廷用“察举”和“征辟”制选拔士，主要指“贤良能直言极谏者”（班固《汉书·文帝纪》,中华书局出版社出版），开创了以儒术取士的标准。通过推荐孝廉和秀才，士开始明确为知识分子，士的范围变小并具体化，开始由政府介入士的定义范围。汉朝士人特重士名（即人格名望、风骨气节及学识才能），因为一旦成为名士，功利官位会接踵而至，故士人或着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思想），恪守封建纲常名教；或浮华交游，广结朋党，相互吹嘘，以沽名钓誉，“因东汉士人只看重形式的道德，不看重事实的效果，所以名士势力日大，而终不能铲除宦官的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