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建交的原因孙春腾.docx

中日建交的原因学号：2010410631班级：历史文化学院2010级国际政治一班姓名：孙春腾1972年9月25日上午11：30，一架道格拉斯DC-8型专机降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机场。就在机舱门打开的时候，有一队人走上前去接机，如果不仔细看，就会认为是一次普通的接机仪式而已，但是如果要是仔细看，肯定会大吃一惊，因为这一队人的为首者正是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而总理身后的则是郭沫若、叶剑英、姬鹏飞等国家主要领导人。这么多的国家领导人来接机，飞机上究竟是什么人呢？等到飞机机舱门打开后，一切都有了答案，第一个从飞机中下来的人就是来自日本的第64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田中角荣再看见周恩来总理后，加快了步伐，很快两人的手就握在了一起，这一历史性的一刻表明了二战结束27年后，一直处于敌对状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邦交正常化的开始。1972年9月29日10时24分，中国和日本没有辜负世界的期望，周总理和田中首相互换联合声明文本，两位领导人的手终于跨越了中日历史鸿沟紧紧的握在了一起，中日两国正式建交。自新中国成立后，日本一直采取敌视新中国的态度和政策，而且中日两国的战争状态中日建交也一直没有宣告结束。这一方面是由于中日两国爆发过战争，结下了深厚的民族恩怨；另一方面由于日本是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又是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一环，日本政府一直采取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而与台湾方面签有《日台条约》，所以与新中国的战争状态一直没有宣告结束。那么，这样的两个国家为什么会“突然”建交呢？我认为有以下原因。中日外交环境的需要：第一，中美邦交正常化开始，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消息，如同一股/z/Search.e?sp=S%E6%97%8B%E9%A3%8Ech=w.search.yjjlinkcid=w.search.yjjlink旋风，迅速刮向全球，引起各个国家和各方人士的震惊。而受震惊力度最大的，当属与中国/z/Search.e?sp=S%E4%B8%80%E8%A1%A3%E5%B8%A6%E6%B0%B4ch=w.search.yjjlinkcid=w.search.yjjlink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本质改变，日本作为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一环也必须做出相应的积极反应。因此，改善对华关系，就成为日本政府的一项重大政治课题。当时，担任日本外务省中国课课长的桥本恕，奉命开始进行同中国邦交正常化的准备工作。第二，上世纪70年代，中苏关系不断恶化，苏联在苏中边境以及苏蒙边境陈兵数百万，苏联侦察机和战斗机屡屡进犯中国领空，可见当时对中国国家安全威胁最大的不是美国，也不是日本，更不是帝国主义，而是毗邻中国，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因此当时中国的外交局面也可想而知，苏联的封锁使中国在社会主义世界的外交境况陷入困境，国际环境也比较恶劣，所以中国迫切的希望打开一个外交新环境，而与美国、日本恢复邦交正常化自然就成为了这一目标的途径。所以，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直至双方建交都是自身外交政策的需要。中日外交政策的目标：第一，日本政治生态的变化，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长，日本的政治潮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日本人不再满足于“山姆大叔的追随”的小角色，日本政府也试图开始进行“自主多边外交”，而与中国恢复邦交正常化甚至建立外交关系则成了走向这个目标的重要的一步。第二，中国在70年代初，调整了外交战略方针，从60年代的“两边反”——既反美又反苏，调整到“一条线”、“一大片”——联美制苏的外交战略，既然要联美制苏，那么必然要争取美国的盟国——日本；同时日本作为亚洲强国，同时临近中苏，如果能争取到日本，那么将大大减轻苏联在亚洲对中国造成的压力，相反，当时苏联也在努力争取与日本的邦交正常化，如果一旦苏联成功，那么中国在东亚、亚洲乃至全世界都会陷入更大的外交压力和外交困局，国际环境将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求同存异”，自1955年周恩来总理在亚非/view/33419.htm万隆会议上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后，“求同存异”一直作为新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方针之一。并且周恩来总理在1972年9月25日于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第一次中日首脑会谈中再一次用“求大同存小异”的观点来提出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正确道路，而正是在“求同存异“这一正确方针的指导下，中日两国在当时着眼于基本的共同点，搁置和理解双方各自的分歧，使得中日邦交正常化工作得以顺利的进行和完成。中日两国政府巩固自己政权的需要：第一，田中角荣在进行首相竞选和自民党议会选举时，曾经承诺改善对华关系和加强中日经贸往来来争夺选票和席位，因为新中国成立后,日本民间要求对华友好、开展贸易的呼声很高,日本成立了日中友协等一大批友好组织，所以田中角荣就任首相后便要履行自己对选民的承诺，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加强中日经贸友好往来；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