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毕业论文：探析我国行政问责制发展中的阻力因素.doc

探析我国行政问责制发展中的阻力因素 行政管理05-2班 许玉程 指导教师：关兴丽 “三鹿门”事件及山西襄汾溃坝事故等一系列重大安全事故把“问责制”再次推向了高潮。在前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和前山西省长孟学农请辞的背后，凸显出了我国行政体制中亟需建立并完善一套行之有效的问责制体系。为此本文以问责制在我国目前的发展状况为出发点，尝试着分析新时期具有中国特色的问责制内涵，进而以我国行政权力配置机制（党政关系、政企关系）、监督机制（人大监督、公众监督以及新闻舆论监督）等方面为角度，提出来目前阻碍我国问责制发展的因素主要有党政关系权责尚不明晰、政企关系呈现新的模糊性、人大发挥监督作用尚未充分、公众监督呈现“两极化”趋势以及新闻舆论监督体制尚不健全等方面，并试图给学界提供建议和意见。 行政问责制；权力；责任；监督；阻力因素 1 导言 1.1 研究意义 2009年5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这又一次把问责制送上了高潮。《规定》强调新时期党政领导干部要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完善领导干部行为规范，健全党内监督和责任追究制度，真正形成用制度规范从政行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机制；同时，坚持严格要求、实事求是、权责一致、惩教结合的原则，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问责制自从2003年“非典”被引入我国政府运作体系中以来，正在迅速地发展。建立完善并实施一套行之有效的具有我国特色的问责制，不仅可以约束和规范各级政府官员的个人行为，提高我国公务员队伍的整体素质进而推进干部制度的改革，促使我们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来推动政治文明进程，从而建立责任政府，同时还有助于加强勤政廉政建设、提高执政能力，形成新的行政生态文化。加强我国问责制的建设，不仅符合新时期我国政府提倡“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和“科学行政、依法行政、民主行政”的执政理念，而且更有助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推进我国政治文明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积极探索。 研究现状 2003年的“非典”疫情使得问责风暴逐步席卷我国政府运作体系。作为一个“舶来品”的行政问责制经过短短几年的发展，已逐步形成基本的架构体系。总体上来说，目前我国从中央到地方的问责制建设正在向制度化、法制化方向发展。近年来国内理论界主要在问责制的内涵、理论来源、意义、障碍和完善举措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笔者通过对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 2003年1月至2009年5月的统计，仅篇名为“问责制”的相关文章就有近619篇。中国重要报纸数据库中有关此问题的文章也有近780篇，此外，理论界就问责制问题召开的专题研讨会有26场。但也存在某些不足：[1]一是对问责制的焦点问题、难点问题探讨不够；二是照抄照搬西方问责制理论的较多，对之矫正、丰富还显欠缺；三是从公共行政学科视角研究的较多，而进行多学科研究的较少；四是许多思想观点缺乏哲学层面的学理支持；五是有错问责研究较多，无为问责研究很少。此外，在针对我国问责制发展中阻力因素分析时，多数学者认为我国问责制目前所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权限和责任不清，主要包括问责主体与问责对象模糊和职责与权限关系不清两个方面。问责标准不明，干部责任难于界定是当前干部问责中存在的主要困难与问题，是制约问责制健康发展的最主要障碍[2]； 第二，行政问责文化滞后，主要包括人民主权思想缺失和责任意识淡薄两个方面。美国行政伦理学教授特里·库拍认为，维持公共组织中负责任行为主要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外部控制和内部控制，即制度建设和伦理建设。外部控制即刚性机制，是着眼于组织结构的合理安排或通过立法、制定组织规则、设立严格的监督机构对行政人员进行的一种控制方式；而内部控制即柔性机制，主要表现为伦理建设，即通过训练和职业性社会化过程来培养和强化行政人员的价值观和道德水平。同样，在行政问责制中，如果缺少柔性机制这个“软件”，无论有怎样的“硬件”，行政问责制的有一效运作都是不可能的[3]； 第三，行政问责配套制度缺失。它主要包括行政问责法律法规不健全、程序规范尚未真正建立起来、政府公开制度建设进展缓慢、政府绩效评估机制不科学、公民参与问责制度的匮乏等几个方面。 由此可见，行政问责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初始性需要加强对行政问责制的理论研究，无论是从我国行政问责制理论研究现状看，还是从我国行政问责制目前所存在的问题上看，我们都迫切需要加强对行政问责制的研究。但是，理论界在探讨问责制目前所存在的问题时，往往把重点放在狭义行政方面的问责，而很少重视问责中的党政问责，很显然这与目前我国党内问责趋势没有充分接轨。本文以党政关系为视角，把阻碍我国问责制发展的因素最主要的部分放在党政权责关系尚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