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本体论为特征的魏晋玄学.doc

第三章 以本体论为特征的魏晋玄学 魏晋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是玄学思潮，玄学就是魏晋时期的哲学。 和汉代哲学不同，玄学是别开生面、风格迥异的。我们知道，汉代哲学的基本精神是讲宇宙论，而且又总是表现出明显的经验主义特征。魏晋玄学则是以思辨的方法讲本体论，从而使中国古代哲学思维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折和升华。 任何哲学体系都是时代的产物， 它既不能摆脱传统的影响，又要以先前的思想资料作为起点，更要受当时社会条件的制约。魏晋玄学是两汉哲学的继续和发展，但其中也包含着对它的否定和偏离， 它有着自己特定的内涵、 反映着时代的精神、表现出特殊的性格，同时又有着自身独立的发展道路和规律。 第一节 思辨的玄学和玄学的思辨 魏晋时代，社会思想界出现了崇尚老庄的风潮，时称“清谈”。“清谈” 的主要内容不是儒家的经典， 而是先秦的《老子》、 《庄子》和《周易》， 史称“三玄”。《颜氏家训·勉学篇》说：“《庄》、《老》、《周易》，总谓三玄。” “玄”，取义于《老子》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一章），大概谓其所讨论的都是一些不切于事情的幽深玄远的问题。玄学的称谓出现得晚些。《晋书·陆云传》、《南史·宋本纪》等较早地提到“玄学”一词。玄学虽然把老庄与《周易》并提，实际上主要弘扬的是道家精神，崇尚老、庄的自然主义。虽然他们也谈《周易》，但仍是以老、在解《易》。可以说，玄学是向先秦老庄思想在更高层次上的回归（但不是向汉代黄老思想的回归），或者说是老庄思想在魏晋社会条件下的一种发展。 从西汉哲学到魏晋玄学 玄学的产生不是偶然的。从思想渊源上说，一方面，它是对汉末儒家经学章句训诂烦琐学风的否定，同时又是作为神学目的论的反题出现的。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实行后，儒家今文经学逐渐成为官方哲学。今文经学后来又和谶纬相结合，经学几成神学，孔子成了神人。并且烦琐学风也成流弊，“一经说至百万余言”（《汉书·儒林传赞》），说经者“碎义逃难，便辞巧说”，“蔓衍支离，渐成无用之学”（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已走到穷途末路。加之汉末以来扬雄、王充、王符、仲长统等人所进行的思想批判，特别是黄巾农民起义所进行的“武器的批判”，已使儒学千疮百孔，一厥不振，逐渐失去了维系社会人心的作用。这就为玄学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前提。 另一方面，玄学的产生又与汉代道家伏流的存在和发展有重要关系。 如前所说，汉武帝虽使儒术独尊，却未能使黄老 “罢黜”。黄老之学一面与汉代方木结合形成原始道教一（如黄老道）。同时又由刘安、杨雄、严遵、王充等一些较为严肃的学者把它发展为宇宙论哲学。而这些哲学体系中已包含着本体论的思想因素。例如，严遵的《道德指归》虽然仍未摆脱宇宙生成论的影响，但是他已有了“无”为万物演化过程以及万物保持自己本性的根据的思想，并重视了“道”的“自然”意义①。说明《道德指归》中已有突破生成论模式的动向。扬雄在《太玄》中把“玄”说成是无形无象、无为无遗但决定万物生灭、成为万类相互联系并具有合理秩序的内在根据。这种趋向表明，人们的思维在开始超越经验论。它对玄学本体论的形成无疑起了启迪的作用。 道家自然主义在汉魏之际的重新崛起和逐渐倡兴，也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在经过儒家烦琐经学和神学目的论的长期禁锢之后，人们需要一种轻松、恬静的社会环境，随着原有思想格局的打破和儒家经学的衰落，社会上的土族阶层也需要寻找新的精神支柱以获得精神的慰藉；在儒学不能维系人心的情况下，统治者也需要重新建构新的思想体系。所以在汉末魏初就出现了道、名、法、墨诸子之学重新活跃的情况。而这种活跃贯穿了一种强烈的理性精神，即人们不是搬用而是以审视的目光和态度来对待先前的思想，在比较中选择、综合和创造。正像司马谈比较了先秦诸子学而后推崇道家（黄老）思想一样，魏初的王迅也作了这种比较。王弼在《老子指略》中说： 法者尚乎齐同，而别以检之。名者尚乎走其。而言以正之。儒者尚乎全受，而誉以进之。墨者尚乎俭啬，而矫以立之。杂者尚乎众美，而总以行之。 由此，法家使“巧伪必生”，名家使“理忽必失”，儒家使“争尚必起”， 墨家使“乖违必作”， 余家使“秽乱必兴”。 王弼认为法、 名、 儒、 墨、 杂诸家 “皆用其子而弃其母”，只有道家（老子）能“论大始之原以明自然之性，演幽冥之极以定惑罔之迷”（《老子指略》），即抓住了事的根本，合乎事物的自然之性。所以他极力推崇老子，倡明自然。此外，魏晋社会的动荡，世风之日下，名教的虚伪，官场的腐败，也容易使士人产生超脱现实、追求立远、因任自然的心态和精神需求。于是“儒墨之迹见鄙，而道家之言遂盛”（《晋书·向秀传》）。以道家自然主义为核心的玄学的产生和风行，遂成必然。 玄学作为一种土族哲学，与魏晋社会门阀士族这一特殊阶层有密切联系。门阀士族是掌握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特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