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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建设新城模式探讨 2010年08月13日17:08 　　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进入21世纪……60多年来，中国城市化进程随着中国工业化的步伐而逐步加快。上海、北京、深圳、天津等一些国内大城市成为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领先者，同样，这些城市的房地产行业是否健康发展问题也成为了关乎于民生的首要话题。2010年5月，随着“新国十条”调控政策的出台，各大城市着力发展建设的新城和卫星城再次成为了媒体和舆论关注的焦点。我们既然承认 “由中心向外围扩张” 是世界城市发展规律性的空间结构，新城发展更是中国城市化的必然。那么，中国新城建设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更适于中国某些新城发展的是什么样的发展模式？要经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世界新城市的发展轨迹中，有无成功或者失败的经验可供我们借鉴？诸多的问题浮出水面。 　　中国城市化进程面临挑战，新城建设责任重大，迫在眉睫。 　　在北京、上海等中国一线城市常住人口数额急剧增长，几近饱和的状态下，有关数据表明：2010年中国目前城市化率为45%左右，未来2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到65%左右，2050年将达到70%以上。每年平均1%的城市化率提高，中国已经进入历史上空前的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从这个数据中我们看到，每年增加的1%城市基数意味着中国的新城建设快马加鞭，发展速度毋庸置疑。同时，每年约1000至1200万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人口密度逐渐接近着饱和，人口总量、劳动就业人口总量、老龄人口总量问题相继来临；能源方面，从现在起到2050年之间，中国城市要达到资源和能源消耗速率的“零增长”和“负增长”的要求，实现联合国提出的城市“四倍跃进”的目标（即能源消费总量在2000年的水平上降低一半，而GDP要在2000年的基础上增加一倍）。 　　与此同时，生态环境的逐步恶化；城市信息化水平的滞后；居住环境的有待改善；还要全面达到城市土地利用的合理平衡，也要全面达到城市的能源清洁化并逐步将能源结构中煤炭所占四分之三的比重，下降到40％以下…… 　　综上，单中心高度聚集的城市结构给城市生态环境、城市效率以及城市管理等方面带来了诸多城市问题。如城市环境恶化、城市热岛等生态问题凸显；城市住房短缺，房屋价格飞涨，两极分化矛盾日益突出，交通拥挤、出行不便等。种种现象表明，中国的新城建设已经开始承载为城市人口和产业发展提供必要的空间，用以分担城市压力、就业压力以及经济压力，以维持其增长的持续性的历史责任，而远非事不关己的另辟蹊径和“争当排头兵”的郊县发展模式。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需要新城建设，而我们的新城也肩负了城市空间从单中心都市区向多中心都市圈以及大都市连绵带扩展的历史责任，充分利用城市周边资源为前提，以承担或弥补某一城市功能为核心，同时适当发展其他城市基础功能，从而达到分流主城人口、减轻主城压力的目的，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添砖加瓦。 　　六类新城发展模式，中国新城发展无出其右。 　　世界新城的发展模式虽然多种多样，但整理起来发现一些开发和建设模式也不尽相同。 　　根据新城形成的核心驱动力和新城城市功能的不同，新城发展模式可以大致分为产业新城、田园新城、副中心新城、TOD新城、行政新城、边缘新城等六大类： 　　第一类：田园新城，主要是指英国以霍华德“田园城市”思想为开端的，以国家立法为基准，政府主导下的由新城开发公司进行规划建设的新城。政府部门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城址的选定、提供资金以及处理与开发公司的关系等方面。如英国伦敦近郊的Stevenage新城。 　　第二类：边缘新城，是指伴随城市郊区化发展的加速，中心城功能逐步外迁而在大都市边缘逐步形成的功能比较完善，且相对独立于大都市的新城镇，这类新城是大都市郊区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如美国纽约的Radburn新城和马里兰州的Columbia新城。 　　第三类：TOD新城，是指以捷运系统导向发展理念为指导的新城建设，其主要通过捷运系统与城市中心区快速连接来缩短交通时间，吸引中心城市的部分功能转移，达到分散城市中心区居住功能的目的。如日本大阪的千里新城，日本，东京都的多摩新镇；中国香港的沙田新市镇等。 　　第四类：产业新城，是指以一种或多种产业为主导工业园或产业园的形式上建立起来的相对独立的新城镇，一般和大都市距离稍远。如英国利物浦Port Sunlight新城；加拿大的GrandeCache 新城，以及日本的筑波科学城等。 　　第五类：副中心新城，是通过分担核心区部分城市功能来实现城市多中心结构的目标。副中心通常与城市中心区保持快捷便利的交通联系，从空间分布来看，一般与城市中心区保持合理的距离。 第六类：行政中心新城，是指随着一国首都以及相关政府机关的迁移，而建立起来的作为国家新政治中心的城市，这类新城一般与大都市保持相对较远的距离，选择环境优美的地方从“零”建起。如巴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