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致燕妮龙格.doc

43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 阿尔让台 1881年12月7日[于伦敦] 我亲爱的好小燕妮： 你当然了解，我现在顾不上写信。因此，我只能寄给你这几句话。因为我还根本不能走出自己的房门，所以医生绝对禁止我参加送殡。我之所以服从，还因为亲爱的亡人[注：燕妮·马克思。——编者注]在她去世的前夕对护士说过轻视任何仪式的话：“我们不是那种重表面形式的人！” 肖莱马是自己从曼彻斯特来这里的。 我至今还不得不用碘酊在胸部、背部等处文身，由于定期重复这样做，使皮肤产生了一种很不舒服、很难受的灼痛。这种处置只是为了防止在恢复健康期间旧病复发（实际上我只是有点轻微的咳嗽了），这现在对我效力很大。对付精神上的痛苦只有一种有效的解毒剂——肉体上的疼痛。你想象一下吧，一方面是世界末日，而另一方面是牙疼得要命的人！ 那一次我虽然有过各种犹豫，还是决定到巴黎去了，我现在回想起这件事来就感到非常高兴！可贵的不仅是永远不能忘记的人同你和孩子们[注：让、昂利、埃德加尔和马赛尔。——编者注]一起度过的那段时间本身，——那段时间由于某家庭暴君和厨房米拉波的形象而“有点儿”暗淡，——而且是她患病的最后时期对那段时间的回忆！无疑地，在这个时期怀念你们也许比你和孩子们在这里更使她感到高兴。 她的墓离可爱的“沙尔”[注：燕妮·龙格的儿子沙尔·龙格。——编者注]的墓不远。 她及时咽气，这对我是一个安慰。由于肿瘤的位置非常罕见（因此它是活动的，能改变位置），只是在最后几天才产生特有的难以忍受的剧痛（但是注射吗啡后抑制住了，这是医生有意留到临终时才用的，因为在长期使用的情况下，连吗啡也不再起任何作用）。如唐金医生预先告诉我的，病势带有逐渐衰亡的性质，同年老衰竭一样。甚至在最后的几小时，也不用同死亡进行任何斗争，而是慢慢地沉入睡乡；她的眼睛比平时更加富于表情，更加美丽，更加明亮！ 顺便说一说，向来忠实地和我站在一起的恩格斯，按照我的请求曾经给你寄去一期《爱尔兰世界》周刊，其中载有一个爱尔兰主教反对土地所有制（私有制）的声明。这是一个必威体育精装版新闻，我告诉过你妈妈，她认为你也许会把这个新闻刊登在某家法国报纸上以便吓唬法国教权派。不管怎样，这说明这些先生们是善于唱各种调子的。 （有一个名叫瓦·让德尔[注：瓦尔瓦拉·尼古拉也夫娜·尼基廷娜的笔名。——编者注]的人，在1881年12月2日的《正义报》上登了一篇题为《德国的天主教社会主义》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企图证明自己的沙文主义是正确的，理由是他继拉弗勒之后真正相信我们的朋友鲁·迈耶尔（在他的《第四等级的解放斗争》一书中）的幻想的统计。而实际上，所谓的天主教社会主义者在德意志帝国存在的整个时间内只有一次选了一个议员参加帝国国会，而且这个唯一的议员选举后就立即只以“中央党[38]党员的身分出现”。另一方面，至于天主教工人组织的数目，那末我们的鲁·迈耶尔使法国感到幸运的是，他认为法国的这种组织的数目比德国要多得多。） 刚才我收到了12月7日的《正义报》，我在其中的“新闻”栏内发现一篇悼文，文中有这么一段话： “显然，她〈指你们的母亲〉同特利尔的律师[注：亨利希·马克思。——编者注]的儿子卡尔·马克思结婚不是没有种种困难的。当时需要克服不少偏见，其中最大的当然是种族上的偏见。人所共知，这位著名的社会主义者是犹太血统。” 这种事是纯粹的臆造；当时用不着克服任何偏见。我认为，我把这些文艺的“夸张”算作沙·龙格先生的创作天才，是不会错的。就是这个作者，在谈论关于限制工作日和工厂法时，在另一号《正义报》上提到“拉萨尔和卡尔·马克思”的名字，虽然前者关于这个问题从来也没有发表过或者说过一个字。如果龙格在自己的文章中永远不再提我的名字，那就是给我的莫大恩惠了。 暗示你妈妈偶然写的一篇匿名通讯报道（实际上是为帮助厄尔文而写的）[230]，我认为是轻率的。当她给《法兰克福报和商报》写稿的时候（她从来没有给被《正义报》称之为完全反动的和庸俗的《法兰克福报》写过稿），该报（《法兰克福报和商报》）同社会主义政党还或多或少有友好的关系。 至于“冯·威斯特华伦家族”，那末他们不是莱茵人，而是不伦瑞克人。按父系说，你母亲的祖父[注：克利斯提安·亨利希·菲力浦·冯·威斯特华伦——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的父亲。——编者注]曾是著名的不伦瑞克公爵的秘书（七年战争时）。因此，他很受不列颠政府的宠信，并同阿盖尔家族的近亲[注：珍妮·威沙特（彼得罗的）。——编者注]结了婚。他论述战争和政治的著作曾由冯·威斯特华伦大臣发表。[231]另一方面，“按母系说”，你母亲的外祖父[注：霍伊贝耳是卡洛琳·冯·威斯特华伦的父亲。——编者注]是普鲁士的一个小官吏。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