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长六尺.ppt

刘伶 身长六尺，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澹默少言，不妄交游，与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携手入林。初不以家产有无介意。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 为裤衣。诸君何为入我裤中？” 嵇康 嵇康为人性格直拗，所以难得知己，平生孤独傲行，只与阮籍、山涛为善。他自述自己是心胸狭窄的狂士，一生爱读老庄，性情散漫，不合礼法。他的名士风度就是喜欢睡懒觉、喜欢野外抚琴、身上多虱子不喜欢穿官服、不喜欢写文书、不喜欢守礼、被俗事缠身，平生讨厌为官。由于不堪俗务，毅然和举荐自己的山涛绝交。这个“非汤武薄周孔”，遇事而发，脾气很坏的狂士，以他的傲世独立的人格、超脱俊逸的情趣，深刻影响了一代士风。他这种婞 （xìng，倔强固执）直的性格、毫不掩饰的立场以及择友的态度，是他最终被杀的原因。在一曲《广陵散》的伴奏下，让司马氏砍去了大好头颅，至此广陵散曲成绝响。 建安七子 建安年间(196～220)七位文学家的合称。包括：孔融（一说曹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而外的优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说，得到后世的普遍承认。七子中除了孔融与曹操政见不合外，其余六家虽然各自经历不同，但都亲身受过汉末离乱之苦，后来投奔曹操，地位发生了变化，才有了安定、富贵的生活。他们多视曹操为知己，想依赖他干一番事业。故尔他们的诗与曹氏父子有许多共同之处。因建安七子曾同居魏都邺中，又号“邺中七子”。 竹林七贤 中国三国魏 7位名士的合称，成名年代较“建安七子”晚一些。包括：魏正始年间(240-249)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 7人常聚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辉县西北一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七人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虽然他们的思想倾向略有不同。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主张老庄之学﹐“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他们在生活上不拘礼法，清静无为，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作品揭露和讽刺司马朝廷的虚伪。  在政治态度上的分歧比较明显。嵇康﹑阮籍﹑刘伶等仕魏而对执掌大权的司马氏集团持不合作态度。向秀在嵇康被害后被迫出仕。阮咸入晋曾为散骑侍郎﹐但不为司马炎所重。山涛起先“隐身自晦”﹐但40岁后出仕﹐投靠司马师﹐历任尚书吏部郎﹑侍中﹑司徒等﹐成为司马氏政权的高官。王戎为人鄙吝﹐功名心最盛﹐历仕晋武帝﹑ 晋惠帝两朝﹐至八王乱起﹐仍不失其位。　　竹林七贤的不合作态度为司马朝廷所不容，最后分崩离析：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朝廷不合作，嵇康被杀害。王戎、山涛则投靠司马朝廷，竹林七贤最后各散西东。 魏晋风度 魏晋名士有一种不同于流俗、甚至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的言谈举止。风度集中体现了他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集中塑造了他们的社会形象。它不仅是一种政治和文化现象，而且深深影响着人们的心理与行为，从而构成了这一时代所特有的社会现象。 建安七子、竹林七贤、正始名士等人，就是魏晋名士的时代精神之代表。 所谓“魏晋风度”，基本上是门阀士族知识分子所崇尚、追求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它唱的是追求个人自由、高扬精神自由意志，行的是吃药、喝酒、清谈等精神深度的怪异。曹操求贤若渴，对于不忠不孝的人才都能豁达；司马氏靠纂夺取天下，提倡以孝道为伦理的伪道德，而这个与他们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背道而驰。 魏晋王朝时期知识分子中有一种不同于传统、不同于流俗、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的言谈举止，被人称为魏晋风度，这成了中国文化史中的一个专有名词。这个风度有几个重要特征，是对中国儒家名教的叛逆，是对中国伦理道德的叛逆，是对中国传统风俗习惯的叛逆。代表人物，嵇康、阮籍、陶渊明等。 魏晋名士风流 美在智慧：体认玄学，颖悟澄澈 美在风神：气格高卓，绝俗超尘 美在率真：率性自适，任真无伪 美在深情：情通物我，一往情深 有关魏晋风度的解读后世一直在延续着。封建之世，人多贬之，大多出于维护儒家的正统地位的需要，因而贬之为亡国殃民，李世民在《晋书儒林传序》中所发的议论甚为典型：“使宪章废弛，名教颓毁，五胡乘间而竟逐，二京继踵以沦胥”；及至清末、五四以来，研究者则基于反封建礼教束缚的目的，誉之为“人性的觉醒”（刘大杰《魏晋思想论》）。 今人启良先生在《中国文明史》一书中，则从“将其放在中国文明的大背景中来考察，视其所作所为于世道人心有何益处”以及处于当时之世士人“应当如何做才是合理的”的大原则下出发，最终否定了人性觉醒的说法；与之相对的是李泽厚先生《美的历程》中所看到的“人的觉醒。 “魏晋风度”一词实出自鲁迅那场著名的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