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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口述曲艺史料的若干思考 口述曲艺史料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多少年来，曲艺艺术代代相传，靠的就是口传心授。自古到今，我国一直有运用口述史料的传统，当然，它与当今已被发展成了一门专门学科的口述史已有很大的不同。做为一种用口头史料来研究历史的方法，它被广泛采用。它运用人们通过记忆而形成的口头史料，来分析丶研究丶判断，从而丰富，完善，或复原历史。它的影响涉及到众多的学术领域，特别是在曲艺领域取得了诸多令人注目的重要成果。它通俗丶生动丶鲜活丶形象,这是其它史料所不及的。由此可见，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但是，人们也应当看到，由于口述史料的立脚点，是建立在人的记忆的基础之上，而人的记忆力又绝非“千篇一律”地精确。它除了因人而异外，又往往最容易遭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因而有些口述曲艺史料就会出现偏差，失误，甚至错误。客观的细致的探讨产生这些失真问题的深层原因，对于采集口述史料的工作者来说，乃是至关重要的。口述曲艺史料出现偏差，失误，乃至错误，主要由以下因素造成的。 一 由人的大脑记忆差异而引起的偏差。口述曲艺史料靠的是人的记忆。而记忆是过去的历史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大脑的记忆，因人的个体差异而有所不同。有人记忆力强，过目不忘。而有的人则记性不好。特别是对久远年代的回忆，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然衰退。生活中不乏这样的现象，几个老曲艺家聊起当年某事，有人细节描述得活灵活现，而有的只回忆个大概，有的则是一点印象也没有了。 二 口述曲艺史料不可避免地受口述人的思想制约。凡是人，都有头脑，有思想。也都有自己的世界观，都免不了留有社会观念的烙印。由于受历史的局限，人的认识水平的局限，人在回忆往事的时候，除了回忆历史的角度不同，也往往会用自己的人生观丶价值观去框正历史，下意识地筛选历史，无意识的出现记忆的偏差。 三 口述人有意识地对历史采取有选择的表述。尽管口述人对某段历史情景记忆得很清楚，但他对历史的叙述却是有保留的。他对哪些细节要说，哪些细节不说，采取的是个人有目的的选择。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或是出于个人偏见，或是出于隐恶扬善，或是出于有所顾忌等等，它造成了史料的不完整性。在这方面表现得最突出的是回忆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曲艺口述史料。尽管它的年代离我们并不遥远，尽管许多人对它的感受刻骨铭心，但回忆的却多是笼统的曲艺家如何遭受迫害，而看不到具体的迫害者。 四 口述人有意识地修正或改变历史，造成历史假象。留下的错误的口述曲艺史料将使历史真象变得混乱失真。记忆是一种复杂的心理活动，也是衡量人的品德高尚低下的一把尺子。某些口述人出于私心，动机不纯，对口述史料，编造拼凑，虚构想象，兜售私货，或借机炫耀自己的见多识广或洗刷自己在历史中的丑恶。 五 复杂的曲艺历史背景也会造成口述人的回忆混乱，出现口述史料的错误。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曲种形成初期，由于曲种名称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而出现的错误。侯宝林曾说过“王佩臣（铁片大鼓演员）唱的大鼓实际上是京东大鼓。”但实际上铁片大鼓和京东大鼓根本就是不同的两个曲种。这是稍有鼓曲常识的观众都能够区分的。侯宝林回忆的失误，除了误解了曲种之间的相互借鉴，也跟当时曲种名称的混乱有关。 六 曲艺界长期的以讹传讹的传言，也造成口述人的错误回忆。例如相声大师马三立被打成右派，长期的流行的说法是，因马三立演出了何迟1953年创作的相声《买猴》而遭殃。其实，《买猴》跟右派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何迟被打成右派也不是因为《买猴》，他遭受劫难的关键因素，是因为他在1957年捅了蚂蜂窝，创作了极具辛辣讽刺，极具震撼杀伤力的相声《统一病》。《统一病》没出版，没演出，没有《买猴》的影响大。因此，就有了马三立因演出《买猴》而成了右派的说法。在曲艺界，这种人云亦云的口述史料并不少见。 口述曲艺史料的重要价值在于它的真实性。因为史料的采集者要依据口述人真实的回忆来重建和了解历史。但是，由于口述人的现实生活经历和复杂的社会背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又往往使回忆受到不同程度的扭曲和偏离。那么，怎样才能使口述曲艺史料达到去伪存真保持真实性呢？ 首先，我们的曲艺史料的采集者应当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广博的曲艺专业知识。要熟悉和了解曲艺界。要能够识别口述人口述中的矛盾和错误。例如，有人说何迟创作了《买猴》，也创造了一个词：马大哈。其实，马大哈这个词并非何迟所创。何迟在《何迟自传》中说，“马大哈这个词也不是我创造的，在华北军区抗敌剧社工作的时候，剧作家杜烽同志下部队时从战士们嘴里听来的......这是当时战士们的口头创造。”采集史料者如果孤陋寡闻，对曲艺界一无所知，很可能就采用了这个错误的说法。 采集史料者对口述人的说法都应认真考证，仔细鉴别，不能因口述人是权威者知情者而盲目认可。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