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介语理论在普通话培训及水平测试中.DOCVIP

中介语理论在普通话培训及水平测试中的运用 青海师范大学 刘启珍 提 要：普通话水平测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级”的标准参照性考试，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标志着我国新时期推广普通话、促进语言文字规范化的新的里程碑。作为语言测试，又具有方言不同的特殊性。二者如何结合，才能在测试中既不失国家级标准的“权威性”,又符合方言不同的“特殊性”。中介语理论为解决“特殊性”提供了理据。 关键词：普通话水平测试；中介语；系统性；反复性；运用 从2004年10月1日开始实施的《普通话水平测试实施纲要》，对普通话水平测试（以下简称“PSC”）性质作了进一步的诠释：“测查应试人的普通话规范程度、熟练程度，认定其普通话水平等级，属于标准参照性考试。”[1]这标志着我国新时期推广普通话、促进语言文字规范化的新的里程碑。但《纲要》从测试变量取值的完备性和分配性来看，对“视程度”、“若干”、“多次”、“偶有”、“屡有”等较模糊的表述、方言和普通话相互作用的特殊语言现象，则很难按大纲细则进行操作。对此，中介语理论提供了理据。 一、中介语理论运用于普通话培训及测试中的理据 中介语理论（interlanguage theory）是在认知心理学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创立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在国外，主要在美国，被广泛运用于外语教学。20世纪80年代，中介语理论被介绍到我国，受到对外汉语界的重视，很多对外汉语教学专家（鲁建骥、吕必松、盛炎等）对中介语理论进行了介绍、分析及研究，并将其作为解释和分析第二语言习得者（外国人学汉语）偏误的理论基础，这对第二语言的教学和测试产生了巨大影响。我们认为，用于第二语言教学的中介语理论，同样可以用来解释从母语（方言）到目的语过程中出现的特殊语言现象： 第一，语言教学和语言测试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掌握目的语，汉语普通话培训与测试也是这样。或者是从母语非汉语（少数民族）特征过渡到中介语，最终掌握目的语；或者是从具有两种社会方言特征过渡到一种社会方言（中介语），最终掌握另一种社会方言，即目的语—标准或比较标准的普通话。 第二，青海是一个汉、藏、蒙、回、土、撒拉等民族聚居的多民族省份，也是双语双方言现象较为典型的地区之一。因此，中介语产生的诸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十分复杂：一是以汉语青海方言作为主要交际工具的本地人使用的中介语，大多是方言迁移或干扰的结果；二是以汉语其它方言作为主要交际工具的内地人或南方人使用的中介语，或是方言迁移的结果，或是目的语泛化的结果；三是以藏语等母语作为主要交际工具的少数民族使用的中介语，是母语规则迁移或替换的结果。这些由于地域不同、民族不同而产生的不同的中介语，或具有汉语青海方言的特征，或具有汉语其它方言的特征，或具有母语非汉语的特征。但从整体上看，都是对母语（方言）规则和目的语规则作了不正确的归纳、不规范的迁移以及增添、替换、错序等之后所产生的特殊的语言系统。它既不同于母语规则，又区别于目的语规则，在语音、语汇、语法、语用各个层面上具有一定的差异，如，“饭吃了没[m ]？才做者[ts ε]。”这种错序、替代的差异实际上就是中介语理论所说的“偏误”。而“PSC”完全是口语测试，受口语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中介语的这些偏误，不可能有类似笔试客观题那样清晰明确的量化标准。如果能把这些偏误作出全面、客观的描写、解释，使之成为联接普通话培训与测试的一根纽带，那么，普通话培训及其水平测试就可以建立在更加科学的基础之上。由此看来，中介语理论运用于“PSC”中，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它可以在量化为主的基础上适度地为定性分析和描写提供补充、参照系数，并且尽可能地减少偏误，使测试等级更符合应试者的客观实际。 基于这种思考，我们试图通过对青海地方普通话（中介语）的分析和归纳，解释并纠正学习者语用中多发的、规律性的偏误，以指导“PSC”及培训，从而保证国家级标准的权威性。 青海地方普通话作为一种语言系统也包含“共时”和“历时”两方面。前者指学习者在学习目的语过程中语言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的静态语言状况；后者指学习者从零起点开始向目的语靠拢的动态过程。 共时方面，具有系统性特点。中介语也是由语音、词汇、语法三要素构成的符号系统。符号之间用什么样的“音（形式）”表达什么样的“义（内容）”完全是方言区成员约定俗成的。 从组合规则看，中介语音节的组合是以最小的语音单位音素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其组合方式有：领音（如，野[j ] 、 昂[ ] ）；介音+领音（如，腰[i ]、园[ya ]）；起音+领音（如，座[tsu ]、风[f ]）；起音+领音+收音（如，给[kei ]）；起音+介音+领音+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