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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共识观念的逻辑演变及其研究取向 　　[摘 要]共识问题是现代多元社会实现社会团结和社会统一必须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本文从政治学的规范取向和经验取向梳理了西方古代社会、现代社会和当代社会共识观念演变的内在逻辑，从而为准确理解和把握当代共识问题提供理论支撑。 　　[关键词]共识观念；逻辑演变；研究取向 　　[]D08 []A []1672-2426（2013）11-0025-04 　　当下，日趋成为政治理论核心概念的“共识”似乎已经陷入了如下两种境况：一是海德格尔所说的“闲言”处境。它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各类学术研究、国际政治谈判、公共政策制定、商业谈判、大众传媒以及日常生活之中，似乎已经成为各类社会精英人物和普通公民共享的常识性概念。二是格雷汉姆分析的“模糊”境地。学术领域对共识的理解和使用五花八门，甚至彼此冲突。面对共识所处的“闲言”和“模糊”处境，政治学者格雷汉姆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当务之急需要对共识的含义进行系统的评价，从而营救这一核心概念，无论是在科学分析层面上，还是在规范分析层面上。”[1] 　　共识观念在历史上所呈现出来的最有意义的用法绝大多数都早于哲学——科学这种近代的二分法。无论是古典的政治哲学家（例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还是现代的（例如，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和洛克）政治哲学家，都在强调共识的规范性哲学取向。而作为政治分析的重要概念，几乎所有的系统分析层面的哲学家（例如，伊斯顿，Deutsch，Friedrich和帕森斯）又在不断探索并强化它更重要的描述性取向。随着系统分析理论对描述性维度的不断探索、发展与应用，对共识问题的研究正在诸如公共舆论研究这样的实践应用领域不断发挥其强势的主导作用。由于一致同意的状态（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与同意活动（体现为个人义务）在共识概念中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对于兼具规范性和描述性维度的共识概念来说，厘清共识概念的规范性取向和描述性取向是同等重要的。下面我们就从历时性层面入手，按照两种研究取向梳理古代政治哲学、现代政治哲学与当代政治科学对共识的理解。 　　一、古代政治哲学视域下规范性取向的共识观念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把古代政治哲学对共识的传统理解仅仅称之为“观念”而非具体的“概念”，而古代共识观念又是需要在古典政治哲学诞生时所开启的独特的整体主义目的论自然观中才能有较深的理解。 　　在公元前6世纪希腊哲学得到发展之前的前哲学时代，对于自然与社会实践的解释均采用“神话”形式，古希腊文明基本处于一个由荷马史诗所营造的神话范围当中。 　　然而公元前6世纪和公元前5世纪希腊文明经历了一场从神话到哲学的革命。掀起这场革命的正是自然哲学家，他们的伟大成就体现为对自然与社会实践看法的大幅修正，开始以哲学方式将“自然”视作人类智力能够理解的某种东西，某种能够被合理解释而非出于诸神闪念的事物。自然以及由之而生的自然法的观念恰恰是在这种对立当中产生的，其目的是为了超越特殊人群、地域和时间中的特殊习俗和规则，转而寻求一种普遍的、永恒的和超越的规范体系。[2]在公元前5世纪的诡辩派安梯丰留下的一个残存片段中，保存着一段关于政治和自然之间差别的清晰陈述，他遵循当时关于“自然”和“习俗”的对照，将当时流行的政治设置所体现的常规的、法律上的正义和自然所注定的正义进行了对比，他说：“按照通常的看法，正义在于不违反，或确切一点说，不被知道违反某人作为一名公民所居住国家的任何法律规制。因此，在有旁观者的情况下，一个人会以他自己最有利的方式去实践正义，极为尊重法律，但是，在没有旁观者的情况下，当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他便会高度尊重自然的规则。这是因为自然的规则是不可避免的和固有的；但法律的规则是由契约所创造，而非自然所产生，自然的规则却正好相反。”[3] 　　自然一旦被发现，并被理解为与法律或约定有着不同起源的东西，那么，接下来，政治秩序、政治常规从自然秩序、自然法则中分离出来就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政治观察家开始以自己的方式感知和诠释政治现象本身的特性。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对城邦本质的思考、对政治本质的思考都是在这样的思维转向中展开的。人类理性在从自然秩序中分离出来的社会政治领域大展拳脚，围绕着如何组织和设计社会集体生活、人类理想的政治秩序应该是什么样的这样一些核心问题展开了政治研究。在《理想国》第九卷结尾，当苏格拉底论述完理想的国家以后，阿迪曼图说：“我认为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这样的国家”，苏格拉底的回答却是：“也许在天上有这样一个国家的模型，愿意的人可以对它进行沉思，并看着他思考自己如何能够成为这个理想城邦的公民。至于它现在是否存在，或是将来会不会出现，这没有什么关系。”[4] 　　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