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朝的春秋决狱.doc

一、引言 　　“春秋决狱”是中国古代司法官根据儒家经典特别是孔子编撰的编年体史书《春秋》之义理作为决断复杂、疑难案件依据的一种特殊审判方式，其应起源于汉以前，并盛行于汉代，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明确的法律制度，法律规定遇疑难案件应以儒家经义来决断，实际是儒家思想的法律化，“春秋决狱”的明显案例到唐代基本结束。中国法律人对“春秋决狱”多有诟病，但笔者认为其作为一种比较特殊的断案方式，在中国法制史上至少存在900多年，占中华文明史的近五分之一时间，“春秋决狱”的精神要义植根于中国法律的深层土壤，对整个中国法制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研究“春秋决狱”，对现代司法无疑有较大的借鉴价值。本文简要阐述“春秋决狱”的基本理论，评价其积极作用，结合现代司法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进行分析，寻求汉代春秋决狱与现代法制的渊源联系，进而试图思考中国现行法制中的某些法律、司法政策的利弊。 　　二、“春秋决狱”的基本理论 　　（一）在孔孟时代，儒家思想尚不具备法律化的条件 　　儒家学说在春秋战国时期不能成为统治思想，可能和儒家代表人物很少身居要职、没有实践儒家政治抱负的条件有关系。孔子本人长期在多个国家间巡游讲学，同时也寻求做官机会，虽然孔子在鲁国做过短期的中都宰、司空、大司寇三个官职，但终不被重用，郁郁不得志，游学生涯直到68岁，5年后去世。孔孟生活的年代，儒家思想仅存在于民间，原因还可能是当时那么一个战乱纷争的时代，儒家“仁、礼”等思想实际上不利于中国的大一统。确实，秦王赢政以韩非的“法、术、势”法家思想纵横天下，特别强调法律的作用，主张“以法治国”，为后来封建的中央集权的秦王朝之大一统奠定了理论依据。法家治国，夸大了法律的作用，主张用重典、轻罪重罚，这又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秦王朝的及早覆灭埋下了伏笔。秦王朝以苛刻的《秦律》横征暴敛，终至百姓揭杠而起。 　　（二）汉武帝独尊儒术及“春秋决狱”的提出 　　秦灭后，由于法律的延续性及统治者认识上的局限性，汉代法律多抄袭秦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百姓生活质量的提高，社会逐步趋于稳定，这样的酷刑就不能再适应当时社会，百姓多有反感，酷刑反而不利于社会和谐。随着时间的推移，儒家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在民间的影响力得到空前扩张，更多的接受儒家思想洗礼的人逐渐进入到封建官僚队伍中。汉朝初期的统治者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曾宣布废除秦朝严酷的法律，并采取“与民休息”、“宽省刑法”等积极措施。汉武帝刘彻即位后，志在探索新的治国之策，在全国范围内大量选拔人才，使越来越多的儒家思想人物被选拔到高层。董仲舒在参加人才选拔的“求贤良策问”中，以“《春秋》之义大一统”为题参加策问，取得汉武帝的赞赏后被提拔重用，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思想。董仲舒过大中大夫、江都相、胶西相等职，就连辞官回乡之后，朝廷每有重大案件，都会去请教，使其有机会、有条件更多地参与到司法中去。在司法审判的实务中，董仲舒等人提倡以《春秋》等儒家经典为指导，还组织编辑《春秋决事比》（又称《春秋决狱》），收录232个以《春秋》决案的典型案例，在整个汉朝的司法审判中，《春秋决事比》实际上成为当时的判例法。任何思想，一旦成为统治思想，必将以极快的速度全面地反映到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任何领域。既然汉武帝时期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那它就必将成为司法等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进而实现统治思想法律化，使统治思想以法律的形式长期固定下来。好比现在我们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那么我们的政治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法律也是马克思主义化的。因此，“春秋决狱”虽为董仲舒提出，可他无非就是顺应了当时政治社会的发展，推动了儒家思想法律化进程，符合了封建王朝的统治需要。 　　（三）汉朝司法官对“春秋决狱”的运用 　　董仲舒倡导的“春秋决狱”，一般用在复杂、疑难案件的审理中，或者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案件适用儒家经典义理决断，但即使法律有明文规定时，如果某个案件的审判如果适用法律时与儒家经典义理相违背，那么，儒家经典义理就有高于法律的权威。这些儒家经典著作主要有《易经》、《诗经》、《书经》、《仪礼》、《春秋经》等，其中放在特别重要位置的是《春秋经》。为了后人决断案件的方便，董仲舒精选232个典型案例编辑《春秋决事比》，司法官以《春秋决事比》作为审判案件的标准，在《春秋决事比》中没有类似案件时，再以儒家经典义理判决。 　　《春秋决事比》中的案例，现多以遗矢，但仍能从尚有记载的几个案例中管窥汉朝司法官对“春秋决狱”的运用原则。一是“原心定罪”。在犯罪事实清楚的前提下，主要考察犯罪者的动机，如果一个人的行为符合仁、忠、孝等儒家精神，那么即使他的行为产生了社会危害，也可以减轻处罚；如果一个人的行为违背了儒家的仁义精神，即使造成的社会危害不大，仍然可以处以重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