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鲁迅论魏晋风度.docVIP

喝酒与吃药 ----读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后感 公关1002 董怡卿 嵇康、阮籍、曹植、竹林七贤等一些人在我眼中一直以来就是中国文人中“真名士”的代表，他们不同于传统士大夫的过分迂腐、也不同于明清时期倡导理学的文人的拘束。在他们身上，我看到的是一种生命力的舒张、一种人性的释放。 在我的印象中，魏晋时期是那么的华美、俊逸、潇洒，魏晋时期的男子是那么的风姿绰约、自信风流、文采斐然，叫人心生仰慕。 然而，看完鲁迅此文之后，我开始用批判的眼光看待他们的行为，我看到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件事，一件是喝酒，一件是吃药。 喝酒 竹林七贤之一阮籍所做的古琴曲《酒狂》，当时我听到以后就再也无法忘记那样的旋律，我仿佛看见清净的竹林深处，一位衣袂随风飘扬的男子，因为醉酒，正呈颠倒疏狂之态。他不满于朝廷的黑暗统治，用酒醉佯狂的方式表达他无声的抗议。杨抡曾在《太古遗音》的乐曲解题中如此说道：“盖启典午之世，君暗后凶”、“一时垣士大夫若言行稍危，往往罹夫奇祸’、“是以阮氏诸贤”、“镇日酩酊”、“庶不为人所忌”。 阮籍不承认上下古今，在《大人先生传》里有说：“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鲁迅在文中说到：“既然一切都是虚无，所以他便沉湎于酒了。”然而鲁迅分析阮籍喝酒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饮酒不独由于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环境。当时司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的名声很大，所以他讲话就极难，只好多饮酒，少讲话，而且即使讲话讲错了，也可以借醉得到人的原谅。 竹林七贤无一不爱饮酒，也无一不反抗旧礼教。一千六百多年来，嵇康阮籍一直担着败坏礼教的罪名。然而鲁迅不那么看，他认为：“魏晋时代，崇尚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 鲁迅举了一个例子，即嵇康写给他儿子看的《家诫》，嵇康在《家诫》中教他的儿子做人要小心，一条一条的教训。其中一条说到如果有人要你饮酒，即使不愿饮也不要坚决地推辞，必须和和气气的拿着杯子。就此看来，实在觉得很希奇：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嵇康自己对于他自己的举动也是不满足的。 其实，喝酒不是什么“真名士”风度的体现。在这个年代，面对强权，喝酒，是人逃避现实和释放生命力的出口。 吃药 除了喝酒，还有一个逃避的方法，就是服药。 鲁迅在文中用一种半讽刺半无奈的笔触这样描写魏晋时期服药成风的现象： “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 还有，吃药之后，因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所以我们看晋人的画象和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 更因皮肤易破，不能穿新的而宜于穿旧的，衣服便不能常洗。因不洗，便多虱。所以在文章上，虱子的地位很高，“扪虱而谈”，当时竟传为美事。” 当时的人以服食“五石散”为名士之风，由阔人名流倡之，由此万民皆从之。如果说喝酒更能让我们现代人所接受并欣赏，那么服药可能不被人所理解。事实上，当时只有有钱人才能服食“五石散”，看吃药与否以分阔气与否，到东晋以后，作假的人就很多，在街旁睡倒，说是“散发”以示阔气。并且他们认为在正确服食了此药之后，会达到一种“散发”的境界。人“散发”以后其实是很痛苦的，鲁迅在文中也着墨重彩地加以描述。 我想，当人的精神得不到满足时，就会寻求肉体上的宣泄，中国人的“心”与“口” 向来是不可缺一。在一个人性无比舒张又强权压迫的年代里，巨大的矛盾让人转向了药物的寄托。“五石散”在“散发”后可以让人性情亢奋，浑身燥热，身体肌肤的触觉变得高度敏感，要用寒食、喝温酒，脱衣裸袒，运动出汗等方式来发散药力。这种药物给人带来的快感，能让人暂时忘却忧愁，如同鸦片的流行。 中国人一直以来就爱服药，上到帝王将相，下到贫民百姓，世界上只有我们中国人讲究吃东西还要注重“补”的概念，其本质是借由“口”来抒发“心”的不满足。我想这也是中国人为什么爱吃，饮食文化为何如此发达的原因。 鲁迅用一种历史的批判的眼光看待魏晋时期的人、事、物，这是非常值得学习的，观察一个现象不骄、不躁、不偏颇，才能看得更高远。 这样一群整日喝酒、吃药的人，其实是因为对生命有着热情如火的执着，却无奈受困于动荡的乱世，他们对美的觉醒、他们对自然的崇尚、他们的率真妄为、超然物外，犹如划过黑暗星空的流星，刹那芳华，应是中国几千年压抑人性历史上的一块美丽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