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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诗经》 第一节《诗经》的编定和体制 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 《诗经》收集了从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到春秋中叶(公元前6世纪)大约500年间的诗歌。 《诗经》在先秦称为《诗》，或举其整数称“诗三百”。到汉代，《诗》被朝廷正式奉为经典之一，才出现《诗经》的名称，并沿用至今。 《诗经》的篇数 《诗经》存目311篇，其中《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乃所谓“笙诗”，有目无辞，故实有305篇。 《诗经》的作者 《诗经》只有少数篇目可知作者，如《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小雅·巷伯》“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墉风·载驰》据《左传·闵公二年》所记为“徐穆夫人”所赋等，大部分篇目的作者已难确考。 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所谓“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也”，只能是一种臆测。 现在可以断定的是，《诗经》的作者身份十分广泛，有上层的公卿大夫，也有中下层的“士”，“风”类诗歌的作者大多是下层的平民百姓，同时这类诗歌大多是集体创作的。 产生的地域 《诗经》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周颂》出于镐京，“二雅”乃王畿之乐（西周都镐京，东周都洛邑及其周围地区），至于“十五国风”，其名称大都标明了产生的地域。 总之，《诗经》产生的地域甚广，大抵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向南扩展到江汉流域，延及当时的中国大部。 一、《诗经》的编定 《诗经》最后编定成书，大约在公元前６世纪。产生的地域，约相当于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及湖北北部一带。作者包括了从贵族到平民的社会各个阶层人士，绝大部分已不可考。时代如此之长，地域如此之广，作者如此复杂，显然是经过有目的的搜集整理才成书的。 1、《诗经》的来源与结集 “采诗说” “献诗说” “删诗说” 采诗说 班固：“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汉书·食货志》 何休：“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解诂》) 《诗经》这部书，我们认为当是周王朝经过诸侯各国的协助，进行采集，然后命乐师整理、编纂而成的。但这只是“国风”和“小雅”的部分诗歌如此。 名词解释 采诗说——采诗是周代的一种制度。周王朝设有采诗官，他们在孟春时节四处搜集民歌，以供朝廷考察民情民俗、政治得失。《诗经》中的民歌大部分就是这样收集起来的。 献诗说 雅诗和颂诗的大部分，可能是公卿列士所献的诗。 《国语·周语》：“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师箴，瞍赋，矇诵。” 《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訩。” 《大雅·民劳》：“王欲玉女，是用大谏” 。 《大雅·崧高》：“吉甫作颂，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 统治阶级采集诗歌的目的，除用以教育自己的子弟和娱乐外，主要是为了了解人民的反映，考察其政治的效果，以便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统治，所谓“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书·艺文志》)。 删诗说 “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 “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者。”(《史记·孔子世家》) 司马迁认为《诗经》三百篇是经过孔子删订而成的。 孔子删诗的疑点 一、《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载孔子8岁时，吴公子季札访问鲁国时观赏到的周乐，其次序和内容与今本《诗经》大体相近。 二、今本《诗经》仍有许多不合礼义之作，并非如司马迁所说只“取可施于礼义”之诗。 三、春秋盛行“赋诗言志”，应该有一个共同的蓝本，而《左传》引诗95%见于今本《诗经》。 四、《墨子·公孟》曾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墨子与孔子同时代，这也说明当时已有定本 。 2、《诗经》的结集 整理编定《诗经》的人和具体情形，我们今天已无从得知。可能周王朝的乐官在《诗经》的编集和成书过程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大约公卿列士所献之诗，以及采集来的民间之诗，最后都集中到王朝乐官手中，乐官掌管的诗一定很多，整理编选其中的一部分为演唱和教诗的底本，是完全可能的。 3、诗、乐、舞三位一体 《诗经》在古代与音乐和舞蹈关系密切，其中的诗篇都是可以合乐演唱的。 《诗三百》，就其原来性质而言，是歌曲的歌词。《墨子·公孟》说：“颂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意谓《诗》三百余篇，均可诵咏、用乐器演奏、歌唱、伴舞。《史记·孔子世家》又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二、《诗经》的分类 1、风、雅、颂 风、雅、颂的划分是由于音乐的不同。 2、“六诗”和“六义” 关于《诗经》的编排分类，前人有“六诗”、“六义”的说法。《周礼·春官·大师》中说“大（太）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在《毛诗序》里，把“六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