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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母亲的诗篇 　⊙母爱是一种无穷无尽的情感,是自我奋斗的一种动力,是荒漠中的甘泉。 　　在卢梭的眼里,“母亲的愿望,是让她幸福的儿女留在世上……”在拉马丁的心里,“我的思想总是和我母亲的思想相通,可以说在她的思想中得到发展。”在雅姆的回忆中,“凡是我母亲不在的地方,世界的其余地方对我也不存在。” 　　母爱是博大精深的史诗,不论用什么样的词去形容,都不过分。雨果说:“母亲的手臂是由温柔做成的,孩子们在其中酣睡。”波德莱尔说:“我想念你,至少像一本永恒的书。”生活中,最无私的爱,就是母爱了。 　　⊙几年前,读黄永玉的《比我老的老头》。其中提到“文革”,提到张仃的长子郎郎,一个非常纯良的孩子,却戴着手铐脚镣被“批斗”,被讨论该不该枪毙。前几天,读到张郎郎写的回忆录《宁静的地平线》,也就吻合起来了。那是什么样的年代,因为做着“文艺梦”,“读了不该读的书,说了不该说的话,写了画了不该写与画的东西。”郎郎背负着“里通外国”、“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讨论该不该杀。因为他的事,张仃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 　　最令人感动的是郎郎的母亲陈希文,她和张仃都是从延安走出来的老革命。警察对陈希文说:“你孩子犯了大事了,又赶上点儿了,你可得想开了。这会儿谁都没办法,别出了岔子。”陈希文平静地回答:“我小时听说过车尔尼雪夫斯基他们,因为写东西被判处死刑,那时候他们就是我心目中真正的英雄。没想到我儿子也成了这样的人,我没什么想不开的,我为他感到骄傲。” 　　每读这一段文字,就想流泪。为他母亲的那种悲壮感,也为那一代人的那种正义感。 　　⊙朱棣文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演讲,说到自己获得诺贝尔奖时,他想母亲会高兴的。消息公布的那天早上,他给母亲打电话。母亲听了只是说:“这是个好消息,不过我想知道,你下次什么时候来看我。” 母亲更关注的是和孩子在一起的那种天伦之乐。 　　母亲是最好的家庭教师,朱棣文的哥哥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医学博士、哈佛大学的哲学博士,弟弟也在哈佛拿到了法律学位。多年前,母亲就对朱棣文说过:“活在这个世界上,你要么做一个聪明人,要么做一个好人。” 　　一个人在事业上,不论能走多远,母亲都是坚强的后盾。 　　(刘陶然摘自2010年1月20日《中华读书报》) 从她的眼中,你可以找到方向 　她看不到世界,偏要给盲人开创一个新的天地。她从地球的另一边来,为一群不相识的孩子而来,不企盼神迹,全凭心血付出,她带来了光。她的双眼如此明亮,健全的人也能从中找到方向。 　　 　　在西藏拉萨,一群失去光明的孩子第一次开始认识自我,第一次开始拥有梦想,第一次能摸到有“色彩”的生活。为他们带来这一切的,是一位同样失明、来自万里之外的德国女子,苏珊·萨布利亚·坦贝肯。 　　 　　向往拉萨的盲眼姑娘 　　 　　1970年,萨布利亚出生于德国波恩附近的一个小镇,两岁时被诊断出色素性视网膜病变,12岁终致失明。在她失明前,妈妈曾有意识地让她多看些照片。萨布利亚说,直到现在,那些照片的影像还偶尔会出现在梦里,但却是模糊的,好像被水浸湿了一样。 　　经过不懈的努力,萨布利亚考入了德国波恩大学。她在大学里学习了英语、计算机、历史和文学,并且在研习中亚学时,依靠电脑听音分析器专门学习了藏文。萨布利亚坚信盲人和正常人一样也能做很多事,而这也是她在1998年只身来到拉萨旅游的原因。 　　萨布利亚喜欢这座沉浸在历史和信仰中的圣城,即使看不见,她也能感受到这里绵延的雪山、清冽的空气、闪耀着金光的寺庙和那些三步一叩向大昭寺缓缓前行的信徒。在萨布利亚的著作《我的道路通往西藏》中,她曾记述道:拉萨是一个又热闹又空旷的城市。 　　但也是在拉萨,萨布利亚知道了一个令她感到震惊的现实:在当地人的信仰里,盲人是因为前世造孽而在今世受到神的惩罚,恶灵驻进了身体夺走了光明。因此盲人在当地象征着一种厄运,有的在生下来时就被溺毙;而活下来的,也在周围人的冷漠甚至残酷的对待中体会不到一点做人的尊严。萨布利亚决定留下来,想为这里的盲人做点什么。 　　在拉萨的一家名叫巴朗学的旅馆里,萨布利亚结识了荷兰人保罗·约翰内斯克朗宁,即她后来的丈夫。在来西藏之前,保罗在非洲当义工。 　　萨布利亚告诉保罗,她希望在西藏办一所盲童学校,保罗回答说,如果筹到资金的话,他愿意立刻加入。“那么,我去看看这里的盲童们的情况,”萨布利亚说,“路上还要跟人们聊聊天。” 　　萨布利亚没有乘坐越野车旅行。她租了一匹马,骑上它走向170公里外的孜贡。 　　当时马的主人不放心他的马,执意要做向导。“这里没有很多树木对骑手构成危险,而且‘马有眼睛’。”萨布利亚认为独自旅行不是什么问题,“必要时问问路就可以了。”她说。在拉萨的色拉寺里她就是这么做的,让人把手搭在她的胳膊上,指给她方向。 　　在孜贡,萨布利亚了解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