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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问题探讨 一、什么是现代化 三、西方学者论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年7月 第37卷　第4期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了更好地了解西方的中国近代城市研究动态,中外学者对此进行了一些回顾与述评。例如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安克强《19-20世纪的中国城市与城市社会:对西方研究成果的评论》,王迪《近年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卢汉超《美国的中国城市史研究》,以及熊月之与周武主编的《海外上海学》等论著。不过,以上学术综述都没有从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这两条主线出发,而且其内容基本上也没有涉及西方对同一时期中国城市化的研究成果。在这方面,行龙的《人口流动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研究述评》一文,显得难能可贵,它对西方学者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化的成果有所列举,不过没有进一步展开。下面,先来看看西方有关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化的研究成果以及主要观点。 首先,城市经济的现代化。 大多数西方学者认为,最能体现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经济现代化的,应该是那一时期中国的通商口岸。墨菲有关中国通商口岸的一系列研究成果说明了这一点。上海、天津等通商口岸,是20世纪上半期中国现代工业中心、商业中心与金融中心,代表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经济发展水平,“所有条约口岸城市对当时中国来说,都是新的,因为它们基本是现代西方商业-工业城市的复制品,其银行,保险,通讯,股份公司,保护个人财产等制度与西方是一样的。这些新事物,尤其是保护个人财产,个人企业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对于中国商人来说,是亘古未有的好事。于是,很多中国商人涌入条约口岸,扩展自己的商业事业”。就是在这些通商口岸,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开始启动,并得到了发展,“在中国这样一个技术相对落后,缺乏重大变化的国度里,西方工业技术在条约口岸展现出来,使得这些城市看起来像是变化,进步与发展的中心。就是在条约口岸,中国工业化开始启动了,并在那里集中进而得到发展,直到20世纪50年代” 。墨菲认为,从中国现代化进程来看,通商口岸是那一时期中国的“飞地”,其经济现代化的影响只局限于特定城市及周边地区,而对中国广大内陆腹地影响却很小。不过,正是这些通商口岸现代性经济的发展,为新中国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可贵的物资、人才、技术等基础。 其次,城市政治的现代化。 在20世纪90年代,罗威廉有关19世纪汉口的两部专著,在西方学界引发了有关中国近代社会有没有“公共领域”或“市民社会”大争论。“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一词因德国学者哈贝马斯的论著而被概念化了。所谓公共领域,指的是介乎于“国家”与“社会”(即国家所不能触及的私人或民间活动范围)之间、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地方,它凸显了公民在政治过程中的互动。就哈贝马斯而言,其核心概念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是指政治社会,是一种介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广阔领域。它由相对独立而存在的各种组织和团体构成,是国家权力体制外自发形成的一种自治社会。 罗威廉、玛丽·兰金和大卫·斯特兰德等人认为,在清末民初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有诸多现象可以表明,中国城市不仅出现了“公共领域”,而且还不断得到了发展。大卫·斯特兰德认为民国时期,中国出现了“市民社会”。例如,在中国晚清民国时期,政府权力日渐式微的状况下,城市地方精英,尤其是商人,通过行会(会馆)、公所、商会、商团等组织,对城市中诸如赈灾、消防、马路扩宽等市政事务进行管理,旨在解决“早期现代化的城市所面临的史无前例而又异常特殊的城市问题”,而这些自治组织管理城市现象越来越普遍,其管理权力逐渐超越一般事务,对政治事务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逐渐对城市具有一定控制权。从个体来看,城市本身具有一定的自治权力。然而,他们认为那一时期中国或存在“公共领域”,或存在“市民社会”的观点,遭到了魏斐德、黄宗智、法库豪尔、何伟亚等多数人的反对,后者认为虽然在清末民初时候,中国城市出现了一些不同于传统的,带着现代民主化色彩的新政治生活,但是要用以“西方化”的概念来加以研究与描述,有些言过其实,也是不恰当的。尽管如此,此后西方学界对中国近代城市的研究大多受到这两个概念的影响。其实,反对用“公共领域”或“市民社会”来描述中国城市政治的学者,并不是要否认那一时期中国城市政治生活中所出现的民主化现象,只不过,他们认为中国这种现象与西方近代早期同类现象相比,远远不如后者民主化程度深。所以,不论是赞成的,还是反对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晚清民国时期,在中国一些比较大的城市中,其政治生活出现了有别于传统的新变化,即使这些变化与西欧近代早期的变化并不完全相符,用西方语境下的“公共领域”或“市民社会”来描述,值得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