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艺术“丑”的发生.docVIP

近代艺术“丑”的发生 丑的唯一功能，它的存在价值，就在于作为美的陪衬，丑小鸭仅仅是为了与白天鹅形成美与丑对照而幸存的。如果这样认为，那就等于否定“丑”进入艺术后所特有的审美价值，最终肯定和追求的还是对那些本身就美的事物的表现，还是崇高的或优美的事物的直接呈示。如十八世纪法国“洛洛可”画家布歇尔，为迎合贵族需要，专以宫廷生活为题，创作了不少形式美的作品，例如“篷巴杜夫人”肖像，从装饰到肌肤，无一不显露出华贵，然而这种浮华和虚饰的美掩盖不了内核的苍白、人物精神的贫乏空虚。这类作品宛如先天不足、发育不全的婴儿，不管打扮得多么华贵，最终也难以跻身于百花争妍的艺术画廊，充其量只能担任反面教材，以诫后者。亚里士多德就在《诗学》里指出了：“丑，可以作为欣赏对象进入艺术。”然而，它象一颗石子投进古老的深渊，仅激起了几朵浪花，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了传统的偏见，尤其是在绘画方面，人们始终恪守着一条原则，即“美是造型艺术的最高规律”。 “丑”不仅能够充任艺术美的一个要素，而且“丑”对于丰富美、表现美，具有不可忽略的作用。首先，我们应该承认，在造型艺术作品中，形体丑可以作为一个组成因素，表现激烈的矛盾冲突，给人以深刻的美感享受。由于丑的频频出现，传统的和谐的静态美、形式美都统统被搅乱了，激烈的矛盾冲突毫无顾忌地闯进了这块圣地，“美”得到充实更新，变得更加具体真切，光彩照人了。例如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列宾的《伊凡杀子》，伦勃朗的《被刺瞎的参孙》等等。在《被刺瞎的参孙》中，参孙（《圣经》中的英雄）由于轻信女人而被缚，当他被非利士人捆翻在地时，他感到极大的羞辱，表现出强烈的悔恨，那由于挣扎而被扭曲了的脸痛苦地仰着，体现出其复杂的内心矛盾；他那紧握的愤怒的双拳，则表现了他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他的对立面几乎都被处理在暗处，虽是得胜者，作为艺术形象，他们刻画得越丑就越成功，因为他们使美丑的界限更加分明，也使人们从对丑恶事物的否定中获得了满足。因此，丑和美渗透时，有助于产生美和滋养美，因而，英国文艺评论家考德威尔说：美与丑，高贵与纤小，崇高与滑稽，这些对立的概念，就它们的关系意义来说，都是相互依存的。在审美意义上，丑的确不是孤立的。 其次，我们还应肯定，形体丑能够单独进入造型艺术，并具有较强的审美价值。在近代美学中，丑的地位才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因此，尽管理论界不敢公开承认这一点，艺术大师们还是以其大胆的实践证明了形体丑单独入画的审美价值。如米开朗琪罗的部分雕塑，罗丹的《欧米哀尔》，伦勃朗“犹太老人”像，凡高的《悲哀》等等，生活中的奇丑，一变而为艺术中的绝色。丑，终于以其崭新的内涵赢得了人们的敬重。可以说，艺术上的登峰造极，其中离不开丑，丑以它的变化多端丰富了美，使美获得了个性特征，同时，艺术又以其神气的魔力，使丑转化为美了。 例如布得尔的雕塑《绝望者的手》，这只手似乎是在挣扎的过程中突然死亡而僵化了，但正是通过这样一只在挣扎中痉挛的手，人们似乎看到了人在绝望过程中的整个扭曲的面部表情和身姿动态，感受到其所承受的巨大精神痛苦和肉体磨难。它那畸形的手指，恐怖地半屈半张，似乎在向这个社会发出绝望悲愤的哀诉。这就告诉我们：只有当审美主体真正理解了艺术，审美者把作品中的人看作了“艺术形象”，视之为艺术家成功的卓越的创作物时，丑，才会产生“奇杀人，妙杀人”的感觉，从而激起审美的肯定性情感反应。可见，艺术的“善”并不取决于作品是否描写了生活里的真善美的。因而，作为时代锐利的注解，生活丑、沦丧的道德和人性、人间的不幸和苦难带着自己丑陋粗俗的真实面貌，就这样步入了为“理想”的神光所笼罩、所净化的艺术殿堂，这标志着人类思想感情的复杂成熟和审美意识趋向丰富深沉。至此，我们应该对物体丑能否进入造型艺术，对丑的艺术审美价值，下一个准确的判断了，即：假如生活丑进入了艺术，获得了肯定的价值属性，而它的感性显现又是那样生动自然、丰富多姿，那么在它身上，社会认识价值，伦理教育价值和情感愉悦价值便会得到高度体现和完美统一，成为激起美感的审美对象，转化为艺术美。也就是说，艺术美并不仅仅是现实美的提炼、浓缩和升华，即使是现实丑，通过艺术家的艺术实践也完全可以使之转化为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