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城市化与保护耕地的关系.doc

略论城市化与保护耕地的关系 刘立泰 城市的空间布局和规模，将随着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功能和环境目标的调整以及交通条件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城市要发展，功能要加强，环境质量要改善，就必须开拓新的城市空间，新的城市空间的获得不外有两条途径：一是开拓新区，一是改建旧城。在城市高速发展阶段，往往以开拓新区为主；当高速发展阶段结束而进入稳定发展阶段，即城市化率超过70%以后，旧城改建就会摆上日程。因此，在潍坊经济的快速发展过程中，目前城市建设的重点不应放在改建旧城中心、进一步强化旧城中心的城市功能上，而是要把大力开拓新区作为潍坊城市规划和建设的主要任务。 根据我国的国情，集约化地利用城市土地是符合我国的国策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城市对于乡村而言，本身就是一种集约型的土地利用方式。“全国城镇建设总用地只占全部国土面积的0.44%，却居住着30%的全国人口，而且城市规模越大，人均用地越少。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化有利于节约土地资源。”（邹德慈主编《城市规划导论》第277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一版） 城市建设必然要占用土地，因为中国的城市化是不可改变的大趋势，但关键是如何做到最少占用土地，不占用肥沃的良田，下面就建设多中心开敞式网络集群城市在土地利用方面作一简要论述。 一 中国古代的城市大多建在地势较低的平原上，而且靠近水源，如河边、江边或湖畔，即使在山区，也要建在山下地势较低的河边或盆地。不论城市建在哪里，总要满足四个主要条件：一是靠近水源，解决生命赖以存在的饮水问题；二是土地肥沃，能就近生产粮食，解决“民以食为天”的问题；三是能够防御敌人的侵略和袭击，解决安全问题；四是能够防止干旱和洪涝灾害，排除大自然对人类生存的威胁。这也就是《管子·乘马》中所说的“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旱而水用足，低勿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才，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姜涛著《管子新注》第32页，齐鲁书社，2006年12月第一版）。1949年以前，中国近代城市发展比较缓慢，除了上海、天津、广东、武汉、青岛、大连等沿海和沿江开放城市的城市规模有较大的扩张外，大多数城市都没有突破古老的城墙这条边界，仍保持着昔日的规模和旧制；1949年以后的30年间，古代城市规划的原则和条件已被完全突破，中国所有城市几乎全部拆除了城墙；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所有城市几乎都迅速扩大城市规模，许多新城也拔地而起，如深圳、珠海等沿海开放城市；特别是1992年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制度以来，各地建设开发区的热潮席卷全国，新城建设势头迅猛，方兴未艾，大有一发而不可收的趋势；进入21世纪，中国城市的蔓延几乎已失去控制，不论是“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展，还是建设新城，占用的几乎都是良田。中国是世界上人均耕地面积最少的国家之一，大量肥沃的良田被占用意味着什么，每一个中国人都应当非常清楚，因此，吴良镛院士说：“保护耕地，保证粮食供给，是地区及国家人居环境建设的根本保证。”（《人居环境科学导论》第55页） 英国工业革命以后，伦敦等工业城市的扩张和蔓延占用的几乎也都是良田，这是没有规划或规划失效的结果。现代城市规划的奠基人艾比尼特?霍华德在当初规划田园城市时就指出，田园城市选址必须尽量利用不能用于耕作的农业用地，只是当时的城市规划还没有上升到国家政策和法律的层面，土地利用只能处于无序状态。1944年伦敦大学的城市规划学教授艾伯克隆比爵士领衔制订了“大伦敦规划方案”，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即在伦敦的四周设置一条绿带，平均宽度为8公里。这条绿带构成了一个制止城市蔓延的有效屏障，同时也给伦敦居民提供了一条很好的游憩地带。“大伦敦规划方案”有计划地从拥挤的伦敦内城疏散出100多万人口，他们跨越限制城镇集聚区进一步蔓延的绿带，进入有规划的众多卫星城—著名的伦敦新城。从此英国基本上控制住了伦敦等大城市向四周的蔓延，新规划的卫星城则坚决禁止建在肥沃的良田上。 二 中共中央在十六届五中全会的建议中指出：“有条件的区域，应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龙头，通过统筹规划，形成若干用地少、就业多、要素集聚能力强、人口分布合理的新城市群。”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教授认为：“城镇群的健康发展是事关我国经济竞争力提高的关键。从沿海省份来看，需要我们更注重城市群的发展，不仅要着眼于大城市，而且这些地区村镇和新农村建设面临的问题也要借助城市群协调规划来统筹解决。”山东省人民政府也于2005年制订并公布了《山东半岛城市群总体规划（2006—2020年）》。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山东省委省政府非常重视新城市群的规划和建设，因此，规划建设大潍坊都市圈，既符合党和国家的战略部署，符合山东和潍坊的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也是大势所趋。 对坚持在绿带以内发展城市的思想，“人类聚居学”的创始人、希腊城市规划大师道萨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