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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不是万能的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法治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初步建立了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框架，在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主要方面无法可依的现象已成为历史，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依法办事在一定范围内已成为共识。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中国法治正在变迁发展、不断完善、日益进步的过程中，出现了喜中有忧的发展态势。一方面，国人的法治观念和法律意识越来越强，人们越来越重视法治的作用，越来越倚重法律的功能，越来越关注权利的保障和实现，这是可喜可贺的现象;但是，另一方面，在这种“法治热”的趋势背后，又有一种值得担忧的“法治万能主义”或者称作“法律万能主义”现象，发展下去很可能会走向与现代法治应有价值相左的方向，很可能会使中国法治陷入庸俗化、泛化的境地。当下中国“法治万能主义”的主要表现有二：一是试图让立法(法律)涵盖一切领域，国家、社会、单位、家庭、个人，天上、地下、海里，各行各业、方方面面，行为的、道德的甚至思想方面发生的矛盾和问题，都要纳入法治范畴，企图通过立法来规范和调整一切(例如，近年来全国和地方“两会”提出的立法要求、建议、议案不胜其多，几乎覆盖了所能想到的所有领域，一些应当由道德和纪律规范调整的问题被纳入这些立法者建议的视野)。二是期待法治“包打天下”，事无巨细，不计成本，无论当否，一切矛盾、问题和纠纷，都企图通过法治来解决(例如，各种口号式的依法治理：依法治山、治水、治路、治污、治税，依法治村、治厂、治校、治园、治居、治店，等等;又如，婚姻当事人要求公证处为双方保证对婚姻忠诚而提供公证)。 　　在法治舆论的导向上，当代中国的立法和法治似乎被国人寄托了无限的希望，需要承载无数它们不应当承载也承载不了的重任。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可以看到的思维定势是：哪里出现了矛盾和问题，哪里就想到了立法(法治);哪里需要保护、奖励、促进，哪里就搬出了立法;哪里的麻烦不能化解、困难不能克服、纠纷不能解决，哪里就呼唤立法……，立法(法治)成了当下某些人心目中包治百病的“名方良药”(“万金油”)。法治万能主义必然有失灵的时候。一旦哪里的矛盾、麻烦、困难等问题解决不了，轻者就对法治失望、对法律不信任;重者法律和法治就要受到责备，成为“替罪羊”，背上“无能”的恶名，在个别地方和部门，法律和法治的“无能”甚至还要为干部失职或领导决策失误承担责任。法治万能主义下的法治泛化，必然导致一些法律不能实现或者难以实施，成为“法律白条”，进而又反过来使法治应有的权威受到损害。 　　我们应当理性地对待法律和法治，切不可对它们抱有过高的不切实际的期望值，更不能从“人治”的极端又走到“法治”的极端。现代社会中，没有法律和法治是万万不能的，但是法律和法治都不是万能的，是有现实局限和理性边界的。正如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昂格尔(Roberto M. Unger)教授指出的法治局限性那样：法治是对社会秩序衰落的一种反应。它把人变为机械规则的附属，用冷冰冰的权利义务关系取代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与和谐，它忽略社会的丰富多彩和个体的不同，把所有的一切都整齐划一，而且，更为危险的是，它可以成为统治集团以社会的名义追求某种政策目标的工具。毫无疑问，法律和法治浸入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到什么程度，应当具有符合科学原则和理性精神的适当比例和限度，应当与这个国家和社会的历史传统、政治文化、现实条件等相契合。正所谓“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法律(法治)应当与社会保持一定张力，形成适当比例关系：两者的比例过低，难以成为法治社会;比例过高达到一定程度，则可能导致法律(法治)对社会的专制和恐怖，导致社会的窒息。 　　法律是社会关系的调整器。但在一个文明、理性、有序的和谐社会里，法律和法治必须有其边界和限度，它们浸入社会关系的限度，似可按这样的原则来定夺：1、凡是可以用道德、纪律、乡规民约、习俗、政策等社会规范解决的问题，就尽量不要纳入法律调整的视野;2、凡是既可以用法律和法治又可以用其他社会规范解决的问题，就尽可能减少法律和法治的介入，而尽可能多地采用其他社会规范来调整和解决;3、法律和法治应当恪守“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通常只覆盖那些必须且应当由法律和法治来分配的社会利益、调整的社会关系、规范的社会行为，此外的社会利益、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应当尽可能地由其他社会规范来分配、调整和规范。 　　法律和法治既是社会文明的标志，又是建设社会文明的重要设施。法律和法治以什么方式进入社会生活领域，也应当符合文明发展和人类进步的要求。英国著名历史法学家亨利?梅因(Sir Henry Maine)爵士说过：一个国家文明的高低，看它的民法和刑法的比例就能知道。大凡半开化的国家，民法少而刑法多，进化的国家，民法多而刑法少。在一个文明、理性、有序的和谐社会里，法律和法治调整社会关系、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