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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规律撞开中国城市大门 党国英：2010-2-23 此文应华夏时报任孟山约写 一心想把农民留在农村，出自对社会经济规律的偏颇认识。 国家每年花巨资建设新农村，农村的基础设施总要好转，农民还需要进城么？的确，国家近些年的确为农村建设花了不少钱。单农村交通一项，国家交通部就有一个“五年千亿工程”，还有其他配套设施的投入。从更大的方面说，国家几十个部委级单位有100多个“工程”、“计划”，用来支持农村发展，近几年每年都在大几千亿之上，说起来力度的确很大。农村面貌的确有了变化。小的变化也是靠近路边的农舍院墙抹上了涂料，大的变化则是部分农民住上了新房屋，有了自来水，村庄有了铺装道路。但是，即使如此，农民还是往城里跑；甚至农村道路修的越好，农民跑得越快。为什么这样？原因也很简单。我国农村五、六十万个村庄，要把每一个村庄改造得像城市一样，至少要投入30万亿左右，这个钱国家投不起，农民更投不起，而且即使投得下去，也极不经济。某地一个干部告诉我们，他们为了让农民使用政府支持修建的农家新厕所，不得不把农民是旧厕所毁掉，否则，农民还是愿意使用旧厕所。这种“荒唐”的事情其实有其道理。农民不仅算如厕方便与否的帐，还要算如厕以后是否方便的帐。城市的卫生间连接一个大系统，而在一两千人的村庄建造一个这样的大系统是很不经济的。近5年之内，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仍然大大超过农村，其中公共投入也是如此，这意味着农村社会经济还是跑不过城市。所以，要占总人口数多半的农民呆在农村享受现代化的成果，是一句空话。只有靠农村大量人口转移，剩下少许村庄和少数专业农户，农民富裕水平达到城市平均水平之上，才能谈得上农民和城市居民一样享受现代化成果。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中国也不可能例外。 我们过去最喜欢讲的价值规律，也决定了中国多数农民必须进入城市。按我的计算，在目前已经有1亿3千多万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部门的基础上，农村的隐形失业率仍然接近50%，考虑到中国农业技术提升的潜力，这个数字还要更大一些。隐形失业意味着农民的劳动时间短。粗略估计，中国种粮的农民的总的工作日和城市部门职工的加班的时间一样。调查可以发现，农民内部收入的高低与农民的劳动时间成正比。在华北平原，如果一户农民种植10亩大田作物，一年2季，每年的劳动时间在现有技术条件下不到2个月。他们的收入总量不多，但每个劳动日的报酬和城市体力劳动的报酬差不多，甚至还要略高一些。劳动时间长的主要是养殖农户以及从事蔬菜、水果生产和其他经济作物的农户，他们的收入自然会高出种粮农民许多。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户和养殖户的收入高，也是因为他们每年的有效工作日比一般农户要长许多。按这个分析，要让农民致富，就必须让农民增加劳动时间，接近充分就业，而城市化是实现这个目标的跟途径。 劳动市场的竞争规律也决定了中国农民必然要去撞城市的大门。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误解，常说要农民通过“产业化”等办法增加收入，其实，农民脑子里有一只计算器，他们发现单位劳动时间里的收入很难增加。从理论上说，只要劳动力市场有一定的自由度，只要产品市场有某种竞争性，同样技术含量的工作，其每个劳动日的工资单价不会差很多。为什么养殖业和经济作物生产的总收入很高，而农民不会一窝蜂地去搞？为什么有的地方的农民会拆掉自己的温室？是因为农民自己在核算日工资单价的多少。只要养殖业和经济作物生产的平均日工资单价不高过进城市务工的工资单价，农民就可能去进城打工。在竞争的作用下，各行业农民其实也就赚了个辛苦钱。凡是总收入高的农民都比较忙。要让农民收入增长，就必须让农民忙起来。但也不能瞎忙，不能在“自然经济系统”里忙，而要在“货币交换系统”里忙，否则不会增加货币收入。农村妇女围绕家里的锅台转不算就业，农民在几亩地上不停地“精耕细作”也不是充分就业，只有使用马克思说的那种“社会必要劳动”，才是有效的劳动。 产业结构变动的规律也决定了农民收入增长会有一个“天花板”压着那里。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可以不断增长，但一个人的吃饭数量大体是一个常数。国民的食品开支在总支出的中的比重随着经济增长会越来越小。由此决定了农业尽管是基础产业，却不能成为快速增长的产业。农民收入要随国民经济一起增长，从事农业的人数必须按一定比例减少。在大农业内部的产业链中，也不是全部价值都可以由农民获得。以2007年的数据为例，可以把城乡居民的食品消费总额3．16万亿看做广义农业产业链的总值，而农民出售食品或食品原料的总值仅仅为1．36万亿。这就是说，农业产业链的延伸环节有1．8万亿的收入存在，其中，利用统计资料估算出农民大约获得了0．2万亿。其他收入被城市劳动者或经营者获取了，也就是说，在农业的全部产业链中，城市居民获得了大约51%的收入。理论上所，这个部分可以由农民自己的专业合作社获得，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