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的食谱.doc

长征中的食谱 作者：师永刚等 　　麦面疙瘩汤、野韭菜、野蒜、臭蒿子、豌豆苗、蘑菇汤、青稞、牛皮带、旧牛皮鞋、牦牛肉、苞谷、小米、南瓜、蕨根…… 　　这是从各种回忆红军长征的记载中找出来的部分食物单子。长征一路上从东南行军到西北，沿途移风易俗，红军的胃口也在不断地调整，而最重要的却是红军的胃口不得不一再缩减，这是由于红军是一支非政府补给的部队，长期在外行军，给养完全跟不上，所以食不果腹地行军作战，成为经常的事情。 　　在长征中，“吃”，毫无疑义是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包括“吃什么”和“如何吃”。几万人马，粮食自筹。在不同的地区，还得入乡随俗，适应新的饮食环境，甚至还得亲自动手收割粮食，采摘野菜。 　　长征初期，红军将领萧锋听到战士们议论：在白区作战，比在苏区吃得还好一些，就是粮食无保障，老是饱几顿饿几顿。在红军的部队进入西南地区之后，将士们的日记或回忆录里，关于缺粮少食的内容逐渐增多。可见食物已经越来越成为心头大事。 　　当时担任周恩来警卫员的顾玉平回忆说，长征中大家吃的是“包子饭”，就是按定量每人一包，菜也是一份。周恩来和他吃的都是同一种菜，一样的分量。长征途中只有李德有专配的炊事员，其他领导人与士兵吃的都一样。 　　最有意思的细节是南方的厨子到了少数民族地区全都一筹莫展。长征中担任炊事员的大多是江西出来的老战士，在此之前他们从没见过青稞麦，也没做过玉米饭，于是只好动脑筋、想办法，学习新的做饭技术，于是炊事员每到宿营地，首先就忙着到处找碾子推磨。 　　红军自从进入黔藏地区，吃大米的机会就越来越少，红三军团四师政治部科长谢扶民在日记里写到与苗民购买糯米的事：“买到的都是糯米，有的单位不愿意要，一来因为米好花钱多，二来有人说吃了糯米腿发软，走不动路。但经过了解，原来这里只产糯米，别无他粮。大家只好说，‘好吧，就算过一个年节吧！’”籍贯来自东南地区的战士，只有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才会吃糯米。红军这段路程多以苞谷、青稞麦为主食，一直到了渭河南岸，才吃到久违了的大米。 　　有一个用行政命令解决水土不服的故事：长征刚进到藏区时，部队里主要吃的是酥油糌粑，这是一种把青稞麦炒熟后磨成粉，用酥油拌和，盛在木碗里用手抓着吃的食物。开始，来自江西、湖南等外省的红军战士都吃不惯那股腥味，不愿吃，各部队政治机关只好专门发了材料，解释说藏民的这种食物其实对身体健壮是很有好处的，鼓励大家吃下去。 　　除了沿途打土豪接济部队，红军还从打败的敌人那里获取食物。有则关于食物的笑话在路上流传：红三军团在渡金沙江前缴获了一些铁桶饼干和罐头，时任11团政治部主任的王平不知道罐头是何物，就随手扔掉了。结果被懂些外文的政委张爱萍拣到，认出是果酱就打开来吃，而王平怕上当，怎么也不敢吃。 　　1936年四五月间，红军行军至西康炉霍县境，准备三过草地。但此地人烟稀少，连部队眼前的供应都很困难，如何筹备粮食？富有野战经验的朱德请来当地通司和老百姓，问清这一带有哪些可吃的野菜，获知了许多野菜的形状和名称。朱德甚至借来铲刀、提篓和口袋，亲自率领一个由炊事员、警卫员共十余人组成的小组去采野菜。一个没有食物的部队，食物与打仗都是将领的头等大事。 　　朱德的野菜小组很快就识别出了十几种野菜，装在口袋里带回到宿营地。翌日，朱德就把辨别野菜知识在直属队和附近部队推广起来。各路部队都派来了代表，带来他们采摘的六十多种可吃的野菜。朱德派人将这些野菜整理好，用水滋养起来，整齐地排列在学校的操场上，举办了一场古今中外从未有过的野菜展览。它们有野韭菜、野蒜、野芹菜、臭蒿子、牛耳大黄等等各种奇形怪状的野菜，红军战士们排着长长的队伍，参观他们未来一段时间的食物。 　　指挥作战的朱德对食物事必躬亲。一个红军战士拿来一些猪下水(一个猪肝和一个猪肚子)，大声地问战友：“这些东西怎么做呀？”正在和战士们讲太平军故事的朱德，停了下来，转身答道：“切一切，等一会儿我来炒。这个我会。下次你要再搞到猪肚子，找点醋和辣椒，我帮你炒。”这些如同一个农民家庭厨房里的温馨对话，让现场的战士印象深刻。 　　1936年6月20日，在懋功胜利会师后，朱德、周恩来、王稼祥专门为食物的问题通电各个军团，电报讲了如何节省及携带粮食的办法，规定了各军团的筹粮地区，以及每人每天的食量，携带干粮数量，宣传节粮，严惩浪费粮食的现象。规定每人每天食量为：麦子1斤4两；苞谷、什粮1斤2两；牛羊猪等不作菜，应烤成肉干代替粮食，每1斤鲜肉按半斤算。还要求部队“每天改成两餐，一稀一干”。 　　从爬雪山开始，粮食的情况日趋恶化。在藏区，红军本来还是想按照沿途打土豪分田地的办法，取得藏民的拥护，然后筹粮，准备北上的物资。然而现实却令红军一筹莫展，藏民要么逃得不知去向，家里的粮食物品都藏匿一空，要么就不断地进行骚扰，国民党的宣传更加剧了少数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