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的修辞术.doc

邓小桦在《我执》的序言中写道：“在这个忧伤难言的时代，他被挑选为最重要的群众领袖、杰出作者、演员。”1或许这是对梁文道最为中肯的界定，他一人分饰多角：写专栏、做电视、做电台、发表演讲、参与社会活动，在不同领域、媒介、角色间出入穿梭，如鱼得水。二零零九年上半年，他在大陆连出三书形成一种所谓的“梁文道现象”。他是以评论为主业的传媒人，却被尊为“香港文化教父”，更是近年来香港文化人北上成功的典范；他不是某个研究领域的专家，却成为华文世界最为大众熟知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左派与自由主义的混战烽烟未消，媒体和知识分子的相互指责越演越烈，牛博的激愤尖锐与主流媒体的清明气象泾渭分明，他却试图在这种种分裂间“寻求最大公约数”。 　　 　　一 如何公共？ 　　 　　梁文道指认自己为“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究竟何指？依据许纪霖先生的解释包含三个涵义：第一是面向（to）公众发言的；第二是为了（for）公众而思考的，即从公共立场和公共利益、而非从私人立场、个人利益出发；第三是所涉及的（about）通常是公共社会中的公共事务或重大问题。2“公共领域”和“公共知识分子”是近年来学界热议的话题，但一直处于墙里开花墙外不香的状态，对于学者们的忧国忧民情怀，大众们不买账。进入普通读者视野中的“公共知识分子”不会是对其进行身份梳理的许纪霖，也不会是多年来深入三农工作的孙立平或者呼吁人文精神的王晓明。有时他们谈论的话题或许足够重要却很难成为媒体和公众的热点话题，而更多时候自我的身份焦虑盖过了对他者（大众）真正的关切。 　　把社会问题推入公众视野更多得益于九十年代以来南方一些报纸的深度报道和时评的复兴以及网络舆论的勃兴。不管学者们是否愿意看到，今日具有公共性质的文化领域，恐怕不是关于三农问题或底层写作的讨论，而是此起彼伏的媒体事件和随之而起落的网络民意，以及一个个不停生成并分化的论坛或豆瓣小组。除了许先生界定的三个涵义，我想还要包括知识分子的意见受到普通民众的关注和认可，在民间形成讨论的氛围，达成一些共识。 　　在某些论述中公共知识分子俨然道义的化身，而一旦与媒体搭上关系，转眼之间却成了“遵循隐蔽的市场逻辑，即使在诉诸批判的时候，也带有暧昧的商业动机，以迎合市场追求刺激的激烈偏好。”3值得辨析的是“公共”一词并不具有天然的道德优势，仅仅表明知识者界定自身位置的一种方式，而当代社会知识分子对公共事务的介入不得不依赖媒体。大众传媒改变了以往的“公共”概念，它成为知识分子引起民众关注取得社会影响力的主要场域。确切说来梁文道的身份是媒体知识分子或者传播知识的媒体人。他的工作都是与公众沟通，涉足电视、广播、报纸等多种媒体并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这些都能通过媒体得到有效传播）。当然，媒体提供给知识分子活动场域的同时，也依照自身的规则改造着知识分子与受众的关系。媒体知识分子销售的不仅仅是信息商品，也属于娱乐商品和协同商品(Solidarity goods)。4 　　梁文道在《常识》中自述：希望承接“面向公众”写作的传统——“让一种想法公之于世，交给公众研判思考，再酝酿出变化社会的土”。”5而一批自诩独立思考或者准备独立思考的年轻人成为最热烈的受众，我们可以从愤青、知识青年、豆瓣青年这些群体中寻到他们的踪迹，和韩寒、陈丹青的读者也多有重合。作为读者/观众的公众处在不停的分化重组中，但仍能看到他们对某些问题的共同关心，具有共同的价值和要求。这样的接受者不完全是被启蒙者和消费者，而是具有自我意识、社会问题意识和价值意识的公众。“公众”一词不同于革命时期的文艺为之服务的“人民”“群众”，更接近近年逐渐流传开来的“公民”的含义。同时它也策略性地隐藏了“公民”的政治诉求，更强调通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和讨论，营造一小群人可以共通的想象。 　　 　　二 谁是读者？ 　　 　　理解“《常识》热”的背景之一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时评复兴以及借助网络、博客等形式普通人讨论公共事务的热情逐渐高涨。时评研究专家马少华认为“时评是公民表达的实用文体”“是常识和理性普及的阵地”。6除了产生敏于思考、善于表达的普通公民作者，还催生了更多同样关注和思考社会公共事物的读者群，这批作者和读者多有交叉，常常分享着近似的资讯和观点。这种新型的作者——读者关系不同于清末明初的启蒙知识分子（独异个人）与被启蒙的民众（庸众），亦不能套用法兰克福学派的主动生产者——无名的被动的消费者的对立关系来解读。他们在阅读和讨论中成为一个广大的公共的一部分，感知集体性的“我们”的存在，形成一种“通过消息而作的社会交往”，而这种交往通常通过媒体中新生的言论空间进行。7 　　他所讨论的话题，多是在舆论界引起较大反响的事件，观点亦不见得特别深刻或新锐。相较其他时评作者，他既没有掌握较为精深的专业知识，也不见得在某一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