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拱改革之研究.docxVIP

在高拱（1513-1578）学术研究史上，著名史学家嵇文甫（1895-1963）和韦庆远（1928-2009）二先生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如果说20世纪40-60年代嵇先生对高拱的学术思想进行了开创性研究，那么，20世纪90年代韦先生对高拱的改革又进行了重点探讨。关于嵇先生的研究，笔者已撰文评述[1]，本文拟就韦先生的研究概况加以梳理和简评，试图从一个方面彰显其学术贡献。韦先生于1997年和1999年分别出版了其专著《隆庆皇帝大传》[2]和《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3]。两著以较大的篇幅论述了明代中后期政局，其中论及到高拱改革的定位、纲领、内容、思想等诸多方面，并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一、改革定位——“隆万大改革”的“始创期”关于明代中后期的大改革运动，过去一般将其定位为“万历初元改革”或“十年大改革”，没有提及在此之前的高拱及其隆庆改革问题。嵇先生在20世纪40-60年代提出：“高拱是一位很有干略的宰相，在许多方面开张居正之先”[4](P451)；“其实新郑于江陵还是先进，江陵的学术和事功有许多地方实在可说是渊源于新郑。”[5]（P420）笔者也曾提出：“从隆庆三年到六年，在穆宗高度信任与重用下，高拱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洗刷颓风、振兴朝政的改革，在清整吏治、选用贤能、复苏经济、安边强兵等方面都颇有建树，使嘉靖朝遗留下来的因袭虚浮、积弊丛生的内政外交局面有所改观，对缓解明王朝的衰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6]（P2）在此，嵇先生和笔者虽然强调了高、张改革的传承关系和高拱改革对缓解明王朝衰落的重要性，但是却没有给予高拱改革以明确的定位。韦先生的发展之处，就在于对高拱主持的隆庆改革予以明确的定位，即“隆万大改革”的“始创期”。韦先生说：准确地说，明中叶的改革实际上是从隆庆三年（1569）高拱复出，其后任内阁首辅，张居正任重要阁员时期开始的。举凡整饬吏治、加强边防、整饬司法刑狱、兴修水利、推行海运、改革中央和地方军政人事制度，重点推行清丈土地和实行一条鞭法、恤商惠商等多种政策方略，都是在这个时期出台，并且立竿见影地取得过成果……可以说，隆庆时期实为大改革的始创期，实为其后万历朝进一步的改革奠立基础和确定政策走向的关键性时期。由张居正总揽大权以主持的万历十年改革，基本上是隆庆时期推行改革方案的合理延续和发展。两者之间的承传和衔接关系是非常明显的。也可以说，如果没有在隆庆时期奠定初基，万历时期的改革势难如此迅猛地得到开展。有鉴于此，笔者……将隆庆和万历两朝的改革运动作为一个不同阶段性的整体，总称为隆万大改革。隆庆时期为第一阶段，万历时期为第二阶段。[3](P4-5)在这里，韦先生提出“隆万大改革”的观点不仅充分肯定了隆庆时期高拱的改革功绩，而且还把以高拱为主、以张居正为辅的隆庆改革定位为“隆万大改革”的“始创期”或“第一阶段”，此后万历朝十年大改革只是隆庆改革方案的合理延续和发展，两者之间具有明显的承传和衔接关系。韦先生又进一步指出：高拱“内恃皇帝的殊眷，外用本身的识见和魄力，叱咤风云于隆庆中期以后的政坛，进行了重要的整顿和改革，为其后的万历朝十年大改革奠下基础。”[2](P204)由此可见，韦先生的这一定位既突出了高拱改革的地位和开创作用，也是对嵇先生上述观点的继承和发展。二、改革纲领——《除八弊疏》在韦先生之前，有学者曾论及到高拱《挽颓习以崇圣治疏》（亦即《除八弊疏》）的具体内容[7](P258-259)，但没有将其提升到改革纲领的高度来认识。而韦先生的创见就在于，他突出强调了高拱的《除八弊疏》在其改革中的指导作用，并提出高疏与张居正的《陈六事疏》是指导隆万大改革的两份纲领性文献。韦先生说：他们在主持内阁，推行改革之前曾先后提出了自己的带有纲领性的政见主张，即高拱的《除八弊疏》和张居正的《陈六事疏》。两份疏文都是作者在认真考察朝政腐弊的症结所在，深思熟虑地研求其解决方法之后提出来的。[5](P300)在韦先生看来，高疏作为一篇充满忧危意识，关切实际政治的文稿，“提出了一系列大破常格，立足于变的方案，坚持变则通，通则兴，绝不应再抱残守缺”；它所“扫除的八弊也是抓住了明中叶官僚政治最主要最恶劣的方面，高在执政后，也是首先针对此八弊痛加割治，然后在此一基础上再树立新猷的”[3](P8、301)。韦先生认为，高拱明知任何陈规恶习已经形成为风气，已被强加于社会之上而又受到承认以后，要将之荡涤纠正，是存在很大难度的。“但吏浊兵弱财匮均根源于此，又绝不能视若无睹，再养痈为患，坐待沉沦。故此，必须‘饬’之‘攘’之而且‘振而理之’。事在人为。积重难返而当返，难于卒变而应变。这就是本疏文的主旨”[3](P325-326)。韦先生又通过具体分析高疏列出的“坏法”、“黩货”、“刻薄”、“争妒”、“推诿”、“党比”、“苟且”和“浮言”之弊在社会和官场上所造成的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