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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讨论再回首当代文化启示录之一 “人心似水，民动为烟” ―――1954，《红楼梦》讨论再回首 韩毓海 《红楼梦》是中国最杰出的小说。晚清时代，北京文士对《红楼梦》的热爱就已经到了“开口必谈”的地步。而在整个20世纪汗牛充栋的对《红楼梦》的研究中，有这样几个名字大概是最不能忽略的：毛泽东、胡适、俞平伯、蓝翎和李希凡。俞平伯的校订使我们有了一本“曹雪芹的《红楼梦》”，蓝、李的文章终于将《红楼梦》研究由考据学推进到文学领域，而由胡适考据派的垄断造成的《红楼梦》研究长期徘徊不前的局面被打破，则是由于1954年毛泽东亲自介入而展开的关于《红楼梦》研究的讨论。 而今时光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重新回首当年的讨论，当然既是为了对我们的前人作出“同情的理解”，同时更是为了从中汲取对当前的文化建设之启发意义。只是今天的年青人对那场震动中国学术界、文化界和文学界的讨论，恐怕已是感到陌生，所以许多事情，我们的确还需要“从头说起”。 一，“大人物”与“小人物”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北大教授俞平伯也正好49岁。不必言及他显赫的世家（俞先生的曾祖俞樾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清代杰出的经学家和诗人，《群经评议》、《古书疑义举例》的作者，以及《七侠五艺》的改编者），作为新文学著名的散文家、诗人和学者，这位1949年在《人民日报》发表新诗《7月1日的红旗雨》讴歌建党28周年的教授，毫无疑问是当时被新社会器重的“大人物”。 只不过，由于1954年的《红楼梦》研究大讨论之后的历史叙述，把他推向被“红”批评的“白”的一方，今天就很少有人知晓俞先生与左翼文化界以及早期中共的深刻渊源了。早在1920年代初，中共创办上海大学，宣传社会主义并培养年青党员，俞平伯就任教于该校文学系，与瞿秋白、矛盾、邓中夏等“革命党”同事，当时的俞先生起码属于颜色偏红一族，这自然是可想而知的。进步文学青年丁玲和密友王剑虹（瞿秋白的爱人）都是俞的学生，丁玲后来的回忆，勾勒出一个顽皮女生眼中的名人兼名师形象： 王剑虹则欣赏俞平伯讲的宋词。俞平伯先生每次上课，全神贯注于他的讲解，他摇头晃脑，手舞足蹈，口沫四溅，在深度的近视镜里，极有情致地左右环顾。他的确沉醉在那些“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既深情又韫籍的词句中，给人以感染。 将“革命倾向”与“诗和学问”凝聚在一起的独特校园氛围，自然最集中体现在俞平伯的同事瞿秋白身上。丁玲眼中日常的瞿秋白是这样的洒脱： 他每天穿一件舒适的、黑绸的旧丝棉袍，据说是他做官的祖父的遗物。写诗，一本又一本，全是送给剑虹的情诗。他们还一起读诗，中国历代各家诗词，都爱不释手，秋白还会刻图章，他把最喜爱的诗句，刻在各种各样精制的小石块上。 这回忆使人惊讶地看到，当年身居革命要职而又忘情其于中国古典世界的瞿秋白，与他年青的“进步同事”俞平伯在气质与趣味上，其实并不乏相似之处。 1954年《红楼梦》研究大讨论，俞平伯被树为了“胡适派”的代表，这其实是大有些冤枉的。因为在五四新文化阵营中，俞先生长期被视为“鲁迅派”（俞是《语丝》的主要撰稿人，第一篇小说《花匠》即被鲁迅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在知识圈的“公议”里，这恰好与胡适为代表的“没有中国学问”的美国方法“搬运夫”们相对立。鲁迅的老弟周作人1932年划分新文学流派的纲领性文献《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把胡适代表的美国留学生派的创作讽刺为“透明无味”的“水晶球”，而作为其对立面加以肯定的，恰是俞平伯的“深厚韫籍”的“中国现代性”。而在《红楼梦》研究领域，也恰如余英时所指出的，率先对胡适派“新红学”进行批评的，实际上倒正是俞平伯（早在1925年，俞就提出必须从“文学”而不是“考据”的角度来研究《红楼梦》）。余英时还考证出，把胡适的“唯心主义方法”搞到登峰造极的应该算周汝昌（及其1953年的《红楼梦新证》），而讽刺性的却是：1954年俞被树为胡适派代表时，恰是“周汝昌的批判文章把俞平伯与胡适并排漫骂”。 而在1954年的大讨论中，与俞平伯这位“大人物”对举的两位“小人物”李希凡和蓝翎，在写作引发大讨论的《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时，还是犀利、淳朴、气盛的山东大学高年级大学生，只不过“萝卜虽小却长对了地垄”，1950年代的山东大学在与华东大学合校后，人才荟萃，其文科之“学术水平”并不输于俞先生任教的北京大学（其能包纳新学问、新思想或许还在其上）。山大的两任校长成仿吾和华岗，前者是30年代“革命文学”的倡导者，后者作为文艺理论家，与左翼文学理论的旗手胡风关系极为密切，都算是左翼文化界的理论领军人物。何况名师出高徒，给蓝、李这班同学上古典文学课讲解《红楼梦》的教授，即是当年与俞平伯同时驰名五四文坛的女作家冯沅君（老舍、沈从文、丁西林、高亨、高兰、陆侃如均曾任教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因此，1954年的《红楼梦》研究讨论自然要涉及到新文学旧纷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