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艺交所开办记.doc

汉唐艺交所开办记 王芳 　　金融背景出身的郑惠文正在筹备北京一家艺术品交易所。他担任执行董事的汉唐艺术品交易所（下称“汉唐艺交所”）希望能在9月1日前上市交易。 　　时值“艺术品证券化”的敏感时期。8月17日，首开先河的天津文化艺术品交易所（下称“天津文交所”）上市交易的八只艺术品“股票”中，七只遭遇跌停，开创之初的疯涨和火爆告一段落。而“艺术品证券化”在监管方面仍是空白。 　　郑惠文日前曾以私人名义向文化部市场司打听政策上的动向，他得知，文化部正在起草一份艺术品市场交易条例。市场司的人士回答称“已经印了几稿，出台日期还不知道。” 　　艺术品证券化 　　2008年底到2009年初，郑惠文和一些支持艺术品投资的退居二线的政府官员，为了筹备文交所，开始奔走于文化部、商务部、国资委、证监会等部门寻找主管单位，但随即这些部门均以文交所并非其管辖范围为由不予受理。 　　此次，在汉唐首批上市交易的两件艺术品，申购总价值为2800万元左右。分别为1200万元和1600万元，各分拆为1200万份和1600万份，每份价格1元。申购人最低申购额为总份数的0.5%，即6万份和8万份；最高申购额为总份数的10%，即120万份和160万份。目前，每件上市艺术品发行中签人数暂限最多200名份额持有人，但申购后交易不限200人。 　　筹备之初为了说服上述艺术品的艺术家们，郑惠文去了六趟。因为行业普遍不明白上市有什么作用。 　　作为艺术品份额交易的主要载体，文化艺术品产权交易所（下称“文交所”）这一概念2009年开始风行。上海、天津、深圳文交所均在当年成立。 　　不久前，有一位文化部理事长问郑惠文，汉唐艺交所是干什么的，郑回答说，“我们什么都不干。”在郑惠文看来，交易所作为交易平台向社会招募保荐商，然后保荐商去寻找有升值空间适合于保管的艺术品，持有人再通过保荐商向交易所递交上市的艺术品，交易所进行评审、评估后，再委托第三方机构对价格进行评估。 　　今年上半年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中219家拍卖公司实现总成交额428.42亿元，同比2010年上半年上涨112.71%。大批涌现的文交所继而成为受追捧的新兴投资渠道。目前除北京、上海、深圳、成都四家文交所获得国家级机构认定外，其余涌现的三十多家均以“金融改革”、“金融创新”等名义，在地方政府批示下取得工商登记。汉唐艺术交易所也在今年的3月，在北京市工商局登记成立。 　　各地文交所如火如荼地开展，监管却依然处于“真空”状态。“希望国家尽早明确一个主管部门，这应该是现在所有文交所的心愿。”郑惠文说。 　　郑惠文预计，到今年底，国内文交所总数可能突破50家，但是他判断两年内至多能剩下五家。理由是，现在很多做艺术品交易所的团队，一不懂金融，二不懂艺术品，只是一个投机的市场，撑不了多久。 　　今年7月，文化部传出消息，由北京市政府和文化部共同组建的“中国北京文化产权交易所”预计年内将挂牌。郑惠文将这个消息称为“信号”，他认为，只有国务院办公厅审批的机构才能叫国字头，既然文化部都已公布此事，就说明国家肯定不会取消文化艺术品交易所的形式，但预计可能会有一些政策上的微调。 　　考虑到稳健的因素，汉唐原来的上市品种预想有五个艺术品，后来减少了三个。 　　汉唐的股东有两个，原先占绝对控股的是郑惠文本人，占股80%，另一个股东是国脉互联电子政务研究院，也是一家民营企业。2010年5月，郑表示将旗下80%的股份转给一家公司，据郑惠文称其在该公司中也占据一定股份。之所以转让股份，他解释称，若未来政策上没变化，计划引进国有或其它性质的战略投资者。目前，汉唐员工约30人，其中80%是金融背景而非艺术背景。 　　“偷师” 　　艺术品证券化作为一种新兴的投资渠道，正受到追捧。但实际操作中，份额交易的种种弊端逐步显现。 　　天津文交所的一个已经显现的弊端就是，其艺术品代理机构似乎专为天津文交所而立，之前没有任何有关的代理经验，公司控制人与天津文交所股东关系紧密。在汉唐的保荐商中，就有一家备受质疑的永昌和顺，因为工商资料显示该公司是今年6月30日才成立。对于永昌和顺的资质，郑惠文的解释是，汉唐要求文化公司注册资金达到五百万以上的公司就具备保荐商的资格，永昌和顺注册资金是一千万达到了资格。 　　对文交所而言，艺术品代理机构即相当于证券市场的投行，负责寻找艺术品并确定其价值发行份额后挂牌交易。这样非独立的“第三方”在天津文交所屡见不鲜，其实际所有操控最后都掌握在大股东及其幕后团队手中，选择什么样的艺术品上市、如何评估份额、交易规则等，都是大股东说了算。以致创始人在开业前辞职退出，交易规则朝令夕改。 　　为了借鉴国内其他文交所的经验，郑惠文团队以公开及私下开户的方式分别造访了国内5大文交所：确定固定人群（即特定投资者，而非普通公众）将开户资金要求划定在1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