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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融 学 第三次任务 关于国有银行是否被贱卖的争论 相关资料指出，进入21世纪，中国为了应对入世承诺，以引入外资战略合作者的方式对银行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却引发了“国有银行是否被贱卖”的争议。尽管以央行行长为代表的行长们轮番否决“贱卖论”，但由此引发的辩驳并未平息。 随着我国银行改革的深入，我认为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是必要的。“外引”是以开放促改革的需要。有助于完善银行公司治理结构，推进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革，要建立多种股权互相制约的银行公司治理结构，使银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金融主体，完善金融运行与金融发展的微观机制。而仅仅引进国内投资者，是难以完全实现这一目标的。作为国有银行股东，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资本，在现实条件下都很难有效避免行政干预和其他非市场因素的干扰。从另一个角度看，银行的经营管理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需要大量专业知识和经验，而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大多缺乏这方面的知识。而国有银行引进的境外战略投资者大多是国际上有影响的金融机构，具有丰富的银行经营管理经验，更具备抵御行政干预的天然优势。“外引”不会威胁国家金融安全。在金融开放的条件下，一国的金融安全取决于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取决于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管理和控制，取决于金融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水平，而与银行的股权结构没有必然的、本质的联系。境外投资者入股的国有银行在国内办理业务，主要为国内客户服务，要接受国内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督。从持股比例看，外资也不会超过中资。当然，也没有必要过分夸大“外引”的作用。银行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从多方面入手，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不过是改革的路径之一，不能奢望这种引进会解决国有银行的所有问题。但廓清在引进战略投资者问题上的种种迷雾，给“外引”以公正、客观的评价，则不仅为顺利推进“外引”所必需，也是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此外，我国商业银行与外资银行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我国银行业缺乏核心竞争力，更缺乏有效的竞争机制。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的差距，不是简单的业务、产品和服务等方面差距问题，而是理念和功能的差异问题。竞争理念的淡薄和竞争机制的缺失，是其中比较重要的方面。缩小差距的理念和动力不足，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拓展与创新理念的差异，二是银行功能的差异。从功能上看，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的差距在于业务结构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中资银行还带有很大的行业性垄断或地域性垄断的惯性，竞争机制先天不足。特别是处于主体地位的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均是由原专业银行转化过来的。尽管几经改革，这一状况未得到实质性的改变，加之为在资源约束下的短缺型经济背景下高速度发展经济，通过以间接融资为主体、银行信用为主导的投融资体制来解决资金严重短缺问题，更是助长了商业银行的垄断性，银行成为向国有企业供给资金的部门，银行与企业，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是一种监督与被监督、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因此，我国银行业加强竞争和创新势在必行，这是迎接加入世贸组织挑战的需要，也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 针对中资银行遭“贱卖”的传闻，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昨日上午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境外的战略投资者投机获利的机会很少，他必须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我们做到长期合作、互利共赢，因此在价格方面自然要考虑到这些因素，也要考虑到他的风险成本。从目前战略投资者入股中资银行的价位来看，都高于他的账面净值，所以“并不存在着贱卖的情况”。 从世界各国商业银行绩效比较方面分析，发达国家资产规模较大的商业银行多采用混业经营(即全能银行或金融控股公司)模式，而我国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则采用专业银行体制。分业经营增加了成本，阻碍了竞争，最终影响了绩效水平。从国内银行的同业分析角度来看，民生银行的资产质量和不良贷款的准备情况最好，甚至在目前达到了美国银行业的水平，但其他方面比较起来，基本处于行业平均水平；浦发银行的整体盈利水平最好，主要得益于其注重银行传统业务的稳健发展和良好的内部管理能力，但其存贷款的期限结构不平衡的情况也最为突出；招商银行已初步利用其技术优势形成了较为特殊的竞争优势，体现在其非利息收入水平一枝独秀以及资产运用渠道的相对多元化，但是其资产质量情况以及在资本充足率状况方面的技术处理，使其稳健经营的形象打了折扣；深发展主营的存贷款业务特别突出，票据业务也是其强项，但是资产的质量问题和盈利能力成为其持续发展的羁绊。通过与美国银行的对比分析，我们发现国内上市银行的主要问题集中在三点上：1.不良资产的包袱较重，盈利资产的占比偏低。同时，呆账准备金的计提水平还显不足；2.资产的营运和管理能力较低，资金的来源和运用渠道都相对狭窄，从而导致整个行业的盈利水平远远低于美国银行；3.资本充足率水平令人担忧。资产质量不高，盈利水平偏低，加上片面追求规模增长，导致未来持续的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