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可能性及其限度下.docVIP

法治的可能性及其限度　　(1). 多元主义模式(Pluralist Model) 　　主要是指道恩斯的分析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官僚被认为是自我利益驱动者，其自利需求是多层次的，包括：简单的利己需求，如在官僚机构或其外部的权力、金钱收入、威信、便利(个人付出最小化)、安全(预期的权力、金钱收入、威信或便利损失最小化)和广泛的自利动机，如个人忠诚、集体归属感、工作能力表现上的自豪感、为“公益”服务的愿望等等。根据其主要行为动机，道恩斯将官僚分作五种类型：攀援者(climbers)，他们以最大化自己的权力、收入和威信为主要行为动机;保守者(conservers)，这些人将最大化自己的便利和安全放在首位，并试图一步一步地提升自己的权力、收入和威信。他们追求安定的生活和稳定的预期，反对几乎所有激进的机构改革;热情者(zealots)，他们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本身有一种神圣感，对有利于事业之实现的改革持欢迎态度;维护者(advocates)，他们把自己的利益同组织及其所代理的人联系起来，非常看重个人忠诚、集体归属感和工作出色的自豪感，这种人会积极努力去为自己的组织攫取更多的势力范围和资源;政治家(statesman)，他们更多地注目于一定范围内的共同利益。各种官僚，不论出于何种目的，都追求在体制内部的升迁，如果这个目的得不到实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最终很可能都变成保守者，这就是“保守主义递增律”(law of increasing conserverism)。官僚机构的组织化是通过“科层律”(law of hierarchy)来实现的：“大规模的非市场活动中的合作需要有一种科层式的权力结构。这一规律直接源自个人能力的有限性和个人之间难以根除的冲突。”但这种科层结构又受到一些规律限制：首先是所谓的“不完全控制律”(law of imperfect control)：科层制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命令结构来维持和运作的，在这种结构中，每一层次的官僚都无法实现对下层的完全控制，因为他所获得的支持决策的信息都经过了下层出于私利考虑的过滤;其次是“控制消失律”(law of deminishing control)：在大组织中，维持组织运转所耗费的资源是十分巨大的，信息不完备也体现得尤为明显，上层官僚可以利用监督的困难、通过对来自下面的信息进行“反扭曲”来摆脱控制;其三是所谓“反控制律”(law of counter-control)：由于私利所导致的四种偏向--信息损失、对上级命令的选择性执行、在边际上利用组织资源来牟取私利以及搜寻信息行为的工具主义范式都暗示着，上级越是试图加强对下级的控制，下级就会越来越多地采取规避和反控制的策略;第四是“合作递减律”(law of decreasing co-ordination)：由于大组织管理上的诸多难题，下级在实施上级命令时所产生的“执行瑕疵”无法得到及时纠正，这些误差叠加起来，就会造成组织的失灵和合作的递减。 　　(2).“新权利模式”(New Right Model) 　　主要由尼斯卡伦所阐发的新权利模式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分析官僚体制：官僚的行为动机--预算最大化;官僚机构同外部环境的关系采取策略从国会或其它财政来源获得更多的预算和拨款。 　　(3).“官僚机构形成模式”(Bureau-Shaping Model) 　　这种最近由邓力维提出的分析模式主要是为了对尼斯卡伦的预算最大化假定作出修正。邓力维对官僚的个人动机和集体动机作了区分：作为自我利益最大化者，官僚个人的行为动机是获取边界清晰的利益，如金钱、升迁、便利等等，预算最大化只是解决集体行动难题的一项集体策略。 　　对官僚体制的经济学分析揭示出：官僚不是机械的政策执行者，他们也是理性的自我利益最大化者。这种判断的制度含义是：政府官员的“官僚主义”和僵化、腐败不是一种变异或特殊的情况，而是天性使然的本有之意。不对官僚的行为进行有效约束的现代法律是无法将自己同专制制度下作为纯粹统治工具的法律区别开来的。宪政和法治的精义就在于打破了统治者天生不同的神话，而对政府权力作出严格的限定。但传统的宪法和法治理论是将政府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并未对官僚个人的行为进行研究。实际上，官僚机构并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集体行动的难题在其中照样存在。官僚可以从一组“合法”的备选决策集中选择最有利于自己而不是社会的方案。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多数被视为政府行为的活动，其实只是出自官僚个人理性选择的活动。 　　(三)、市场秩序与经济立法 　　芝加哥视角　早在1946年，斯蒂格勒就在他的一篇文章中用经济学的方法对一项立法 1938年《公平劳动标准法》进行了分析，他的研究集中于其中的最低工资条款上?在那篇文章中，斯蒂格勒提出的两个问题是：(1).这种立法能够消除贫困吗?(2).是否存在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