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组织结构-dy.pptVIP

一、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分化 (一)农民收入的总体增长及收入结构的多元化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济体制，成功地释放了中国农村受压抑的经济潜力，使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劲推动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首先使农民在经济收入上出现了大幅度的提高。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农村经济司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7. 1%。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133. 6元增加到2007年的4140. 4元，平均每年增加138元(见图1)。而另一项反映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生活的指标，即中国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则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已由1978年的67. 7%下降到2006年的43% (见图2)。 从农村居民的收入结构来看， 2000年，中国农村居民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收入在全部收人中的比重为49.2%，而来自非农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的收入在全部收入中的比重也达到了45. 1%，其中在农村从事个体经营活动、本地和外出打工、在乡镇企业就业等成为农村居民收人中非常重要的来源(参见图3)。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居民95%的收入均来自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情况相比，农村居民的收入结构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 (二)农村社会阶层分化及利益群体多元化 同时，经济的发展还使农村社会呈现出相对高的分化。非营利组织改革之前，中国农村社区的社会分层非常简单，依据非常单一的政治成分标准，农民大体被分成党员、团员和群众或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公社社员在经济、意识形态等方面具有高度的同一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引起农村管理体制的连锁反映，到1984年，人民公社寿终正寝。这对农民来说，无异是获得了又一次解放，解除了身份制对他们的行动造成的一些限制。第一，农民获得了土地的使用权和经营权，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第二，农民获得了可以自由选择职业的自主权，可以自主流动，可以从事农业，也可以从事其它产业。第三，农民获得了参与市场竞争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开始另外一种分化：以市场为机制、以职业为基础的农民分化。由于农民有了职业选择自主权，由于把握市场机会的能力不同，农民获得的社会经济资源也大不相同，所以他们之间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就有很大的差别。 首先在经济上，以前那种“平均的贫困”不复存在。由于拥有了经济自主权，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极大地激发出来，一部分农民在党的富民政策鼓励下，利用自己的勤劳与智慧富了起来，农村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迅速扩大。这种收入差距的分化可以通过两个数据来体现出来：一个是反映总体收入差异的基尼系数。据统计，农民收入基尼系数已由1978年的0. 2324上升到1993年的0. 3304。[3]另一个是反映区域发展差异的比较数据，以东部地区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为1作标准， 1997年东部、中部、西部三者的比例为1： 0. 75： 0. 63，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北最低，且这种差距还在进一步拉大，区域分化越来越剧烈。 其次在职业结构上，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我国农村劳动力发生了较大的产业转移，据统计， 1978-2002年，我国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比重从70. 5%下降到45. 15%，下降了25. 35个百分点。农村非农产业劳动力从2300万人增至1. 6亿人，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比重从7. 5%提高到33. 5%， 23年转移了1. 4亿多人，平均每年转移约600万人。[5]同时，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彻底打破了农业生产单一的就业结构，使一批乡镇企业家脱颖而出，同时吸纳了一批“脱离农业，但不离乡”的乡镇企业工人(见表1)。 从中国乡村社会的实际情况来看，这种利益分化的状况表现在主体的分化及主体之间的复杂关系上，特别是各主体获取利益的手段和方式上。 (1)在利益主体上，新时期中国乡村社会的利益主体主要有国家、国家的代表者、国家的代理人和农村社区、农民家庭及农民个人。其中，家庭作为利益主体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而合法化，而国家的代表者和代理人则成为了依赖于国家而又具有独立于国家利益的社会行动者。特别是国家在实行各级政府财政承包后，这种状况就更加明显。而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作为国家给予了一定的政治地位的权力中心，他们首先是政府在社区的代理人，但由于国家实行了严格的科层制度，他们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缺乏真正的直接的联系，这又决定了他们对社区利益的关注和保护。因此村干部充当了代理人和当家人的双重角色。 (2)在利益关系上，新时期中国乡村社会的各种利益关系从公社体制的直线性表达方式分化成为散状结构，即从所谓国家、集体和个人的简单型连接转化成为各种利益主体的交叉式综合结构，这种交叉式综合结构又以经济利益为表达方式。这种关系分化或复杂化对乡村政治结构的形成具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