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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功能科层模型与水平复合功能分区—迪拜和阿布扎比的城市规划实践比较研究陈志远【摘要】迅猛发展的全球化给世界各国带来重大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西方文化主导的城市化进程作为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非西方传统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带来巨大的改变和冲击。本文希望通过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迪拜和阿布扎比从1960年代到2010年代城市规划的发展历程比较研究特别是城市规划之于这两座城市在2008年以来的经济衰退的影响对前述的挑战问题作出一些回应。本文的假设是“基于特定的背景和限制性条件，阿布扎比的‘水平功能分区’城市规划模型较迪拜的‘垂直功能科层’模型表现出更多的优势和更少的劣势”。本文的研究结果提示阿布扎比的城市规划模型可能是应对这些挑战的更为有效的方向。【关键词】城市化；规划；建筑；文化；阿拉伯【中图分类号】F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700X（2013）05-0054-08自19世纪末以来，快速发展的城市化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不可阻挡的趋势。特别是197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人力资源和资本的自由流动、高新科技的快速研发和应用加剧了全球城市化的发展趋势。在这一进程中，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城市（比如香港、新加坡和上海等）凭借恰当的城市总体发展战略相对成功地缩短了与世界级城市（比如巴黎、伦敦、纽约和东京等）的差距。同时，其他区域的一些在历史上曾经领先的城市则被它们的同伴远远地超越。本文试图回答以下这些问题：（1）这些城市发展模型有哪些差异（比如它们的不同特点、优势以及劣势）？（2）这些城市发展模型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它们又取得了哪些成功？（3）为什么我们认为其中的某一类模型更适合于特定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家（比如海湾国家或者中国）？自1960年代以来，迪拜和阿布扎比共同经历了从海滨渔村向世界级国际大都会的剧烈变革。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座城市的发展在2008年以来的全球经济衰退中遭受了极其强烈的负面冲击。基于对这两座城市规划发展实践的观察和思考，我们提出基本假设：“在特定54THENEWORIENT2013.5社会观察SOCIALOBSERVATION的背景和限制性条件下，阿布扎比的‘水平功能分区’城市规划模型较迪拜的‘垂直功能科层’模型表现出更多的优势和更少的劣势”。到了1960年代，简·雅各布斯激烈地批评了“影响现代和普遍公认的城市规划与重建的原则与目标”[5]3。在雅各布斯看来，“花园城市”的范式具有内在的自相矛盾性，“那些希望实现伟大城市的人们最后却不得不接受破坏他们福祉甚至杀死他们自己的处方。”[5]21当评论勒布西耶的“设备城市”时，她认为“所谓的（伟大城市）就像一道闪光，或者说像精美的广告……（他）展现了一个‘进步性’的区域……就像一个梦”[5]23。她认为：“作为一座健康发展的大城市街道应当同时具有多个功能属性，那些（强行）在地理上把城市单一功能化的努力实际上是极大的误导，这类的努力通常会带来大规模的重复性开发和常见的排他性功能分区。”［6］她声称“多元化对大城市（们）来说是极其自然的”，“为了促进大城市街区多元性的蓬勃发展，四个前提条件是必不可少的：1.单个街区，必须具备超过一个以上的基本服务功能……2.绝大多数街区，在距离上是很短的……3.单个街区要融合不同历史阶段和维护状况的建筑……4.必须要有足够充分的人口密集度”[5]143-151。差不多与此同时，彼得·豪提出了与雅各布斯不同的观点。他认为无论是“高密度大都市发展模式”还是“卫星城或者小城镇模式”都有它自身的优点和缺点。因此，“我们希望最好能把人们解放出来，让他们自己做不受限制的选择，而不是把（规划学家）认为的设计原则或是生活方式强加给他们。”［7］从1990年代开始，中东和西方的学者开始关注和研究迪拜和阿布扎比的城市规划。2004年，阿联酋大学（阿里阿里校区）建筑学副教授YasserElsheshtawy对迪拜的城市规划做了一项案例研究。他认为迪拜的“城市认同”问题必须得到重视并解决因为“（今天的）迪拜（认同）实际上是在游客的眼光、跨国企业的审视以及商业地产公司的关注上被重新创造出来的”，相应地，“在这样的背景下，城市发展的孤立化和碎片化也就显得非常自然”[8]193。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建议“新的城市认同必须基于面向所有群体的宜居型城市，而不是仅仅提留在肤浅的表面”[8]195。作为对照，YasserElsheshtawy在2008年对阿布扎比的城市规划又做了一项案例研究。他发现，阿布扎比的城市规划采用了一种很不同的路径—“通过成为（波斯湾）地区的文化中心进而实现成为（波一、研究综述19世纪末，规划理论的先驱者埃比尼泽·霍华德首先提出了“花园-社交城市”的概念。他认为：“我们应该拥有一连串的城市……环绕着中心城市……在这个城市集群的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