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剑桥之争与宏观微观经济学结合问题.doc

“两个剑桥之争”与宏观微观经济学结合问题??2003-9-12 “两个剑桥之争”曾在经济学界掀起一场轩然大波。本文拟就这场争论中的一个基本线索——宏观微观经济学的结合问题做一点探讨。[1] 一、问题的由来 在西方经济学的早期发展阶段，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没有明确的划分，经常混合在一起。19世纪70年代，微观经济学在边际革命中取得了独立的地位，后经马歇尔的大综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与此同时，宏观经济学领域仍然只是一些零星的碎片，新古典正统的宏观方面只有一个货币数量论而已。事如琼·罗宾逊所述：“正统学说包括截然不同的两部分——原理和货币学说。在原理部分，主要论题是供需影响下的市场行为，商品相对价格以及‘生产要素’的相对收入的确定……货币理论部分则很不相同。这部分要研究一般物价水平，而且必须包括像通货膨胀和商业循环这些麻烦的问题。”[2] 1936年，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出版宣告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诞生。它研究的是国民收入的变动及其与就业、经济周期、通货膨胀等经济总量之间的关系；得出资本主义经济不可能自动调节以实现充分就业均衡，并且在通常情况下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的结论。经济理论从一个极端摆向另一个极端。在古老的一极，价格机制作为“看不见的手”左右着厂商和消费者的行为，使经济主体实现最优化，充分就业和经济效率是理论家们津津乐道的伊甸园；新生的一极则主要是宏观方面的，凯恩斯并没有自己的价值或价格和分配理论。并且，凯恩斯断言，人类社会已将自己的灵魂抵押给了失业和收入分配不均的魔鬼。 　　如何将这两个极端结合起来，建立起统一的微观宏观经济学体系成为西方经济学者的重要研究课题。 　　二、新古典综合 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有必要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与凯恩斯以前的以价格分析为中心，着重点放在由价格变动而引起的替代效应上的微观经济理论，即新古典经济学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所谓的新古典综合。 按照萨缪尔森在《经济学》第六版中提供的定义，“新古典综合乃是这样一个体系，它把总收入决定论跟更早些的古典相对价格理论及微观经济学理论结合起来，在一个运转灵便的体系里，配合以用来实现古典理论的高度就业假设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则古典理论便回复到它原来本有的状态，而且经济学家们又重新满怀信心地讲述古典的真理和社会经济原理。”[1] 　　具体地说，这一综合是按如下线索完成的：首先，它接受凯恩斯的基本论点：资本主义不能自动调节以保持充分就业，失业均衡是常态，失业根源于有效需求或总需求不足。其次，在宏观领域，它接受希克斯和汉森的IS-LM分析，用一般均衡方法改造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实现了“均衡论”和“有效需求论”的综合。同时，主张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需求管理，创造出充分就业的经济环境。最后，在充分就业这一前提下，微观经济学中的价格机制和市场制度重新发生作用。萨缪尔森反复强调：“在混合经济的能够进行管理的宏观经济学中，许多古典学派原有的微观经济原理仍然适用。”[2]“适当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可以试图重新创造一个经济环境，在其中，微观经济学的真实性将得到确认。”[3] 三、后凯恩斯学派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 后凯恩斯学派[4]是凯恩斯、哈罗德和卡莱茨基的联姻。琼·罗宾逊于1956年在其《资本积累论》一书中将这三种理论传统综合为一个整体，这部开创性的著作标志着独立的后凯恩斯学派的开端。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除琼·罗宾逊外，还有卡尔多、斯拉法、帕西尼蒂、艾克纳、克雷格尔和哈科特等人。 后凯恩斯学派认为，新古典综合“事实上并不是如它声称的是把新古典理论与凯恩斯的观点综合为一体，而仅仅是重申一下新古典的理论结构并添加上某些凯恩斯的‘宏观’名词，凯恩斯的一些具体的政策建议的内容被保留了下来，但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基本逻辑被抛弃了”。[5]该学派代表人物认为，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不能作为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新古典理论的四个核心元素，即一组建立在假设的个人效用函数基础上的无差异曲线，一组建立在假设的各种商品的生产函数基础上的等产量曲线，各厂商和行业的一组正向倾斜的供给曲线，一组劳动和资本的边际物质产品曲线，“每一个原理都代表着一个根本错误的根源”。[6] 艾克纳认为，理论是否完备要取决于合逻辑性、对应性、普遍性和简洁性这四方面的检验。把理论看作是一个相互关联的观念的系统，理论从假定、条件到结论的过程应是合逻辑的；其结论与经济现实应具有对应性；普遍性检验则确定若不再增加假定条件，现实中是否存在未被解释的部分；简洁性检验决定是否略去理论中的不必要元素。 在艾克纳看来，正统的消费需求理论赖以建立的无差异曲线是令人怀疑的。已经证明，不可能从个人和集团的经济资料中得出这些曲线，没有经验上的证据表明这样的东西确实存在，消费需求理论因而无法满足对应性检验的要求；同时，负斜